吉安府位于江西省的腹心地带,其“俗尚守节”,拥有明清时期江西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节烈女性群体。这与吉安府特殊的地域文化相关,包括鼎盛的科举文化塑造了大批宣扬节烈女性事迹的士人,其中阳明学士人基于对忠臣的期望和名教使命成为明中期吉安府书写贞节烈女的重要人物,以及在江右商帮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归”的江右商人。为了旌表具备模范作用的节烈女性,明清时期吉安府共建立了 17座贞节烈女祠。雍正元年（1723）之前,吉安府修建了 3座贞节烈女祠,分布在永新县及泰和县,主要由地方官倡导,以弥补国家贞节旌表制度之不足。雍正元年以降,为贞节烈女建立节孝祠被正式纳入国家祀典体制之中,并以政令的形式积极向全国各府州县推行。吉安府下辖的10个县亦闻风而动,相继建立节孝祠,用以纪念历代被旌表的节烈女性。与明代最大的差异在于,清朝将节孝祠纳入到贞节旌表制度中,开辟出一条平民女性进入国家祀典的常规渠道。此后,为节烈女性建祠祭祀就从个别实践,演变为集体化的常态性祭祀,凡是被旌表的女性,就有进入节孝祠的可能。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期望中,贞节烈女祠是褒扬节烈女性与化民导俗的场所;但在地方社会中,贞节烈女祠被地方官、士人及宗族赋予不同的意义。谭贞烈祠的设立展现了国家与社会之中各方势力参与修祠背后的动机。于地方官而言,其籍由修祠之机传达忠君思想,或是在世风日下之时重塑地方教化体系,甚至是将之转变为自身宣扬政绩的工具。于士人而言,他们可以籍此重新对谭妇赵氏进行“道德系谱”的定位,塑造其“烈妇形象”。于澧田谭氏而言,将谭烈妇纳入自身宗族谱系后,以所谓的节烈后裔的身份接管谭贞烈祠的兴修和维护事宜,能够使其在宗族林立的地方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声望。庐陵节烈专祠的设立则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关。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国家贞节旌表制度发生变化,不仅简化了经年累月的复核程序,还对“殉烈尤难”者“分别赐恤”。匡母龚氏凭借着督促其子团防剿贼,以及“骂贼而死”的悲壮结局,获得了国家赐予的建立节烈专祠的资格。麻洲匡氏以此为契机,积极地在地方社会中提升自身的声望,包括宣扬节烈专祠祭祀对象匡母龚氏的事迹,参与修建宾兴书院等地方文教事业的建设,参与同治十二年（1873）《庐陵县志》的编修,成为了儒林乡七十四都最负有声名的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