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内城市不时发生煤荒,引起城市社会、经济的运行失序。天津市作为华北经济重镇,煤炭需求量较大。虽然天津市紧靠众多煤矿产区,但是煤荒依旧爆发,并衍生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为解决煤炭危机,国民党政府从多个方面展开调整与部署。首先成立专责机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相继成立了河北平津区燃料管理委员会、华北煤炭调配委员会来统筹管理北京、天津等华北重要城市的煤炭供应。天津市政府成立了天津煤焦供应委员会、煤炭购销共营处来具体负责市内的煤炭供应事宜。这些机构的成立确立了从宏观统筹到微观执行的制度构建。其次介入购销网络。天津市政府对煤商运煤进行规范化管理与扶持、为煤商争取贷款、实施紧急储煤计划、限制煤炭流出天津市场;同时为民营工厂、公教人员、普通市民实施一定程度的煤炭配售,为贫困市民举办煤炭临时配售;并通过议价、限价等管控手段严格监管煤炭商业的售卖等。以上措施较为全面地顾及到煤炭供应的各个环节,解决了部分特殊群体用煤困难问题,抑制了疯狂上涨的煤价,短期内稳定了社会局面,在解决煤炭供需失衡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天津市政府在应对煤炭危机的过程中彻底暴露了自身的制度性缺陷,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矛盾重重,煤炭资源调动艰难。其次,应对煤荒政策中天津市政府监督、监察角色失位,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最后,天津市政府应对煤炭危机的措施漏洞遍布,煤炭配售拖延日久。结果煤价暴涨,大量煤炭资源被军队及国营企业优先调用,普通民众及民营工厂得不到有效供应,社会各群体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日益凸显并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社会局面滑向失控,最终成为国民党失去民心的一大因素。面对煤荒,国民党政府从政策机构、购销网络等多方面入手,取得阶段性进展后陷于停滞,后来无法解决衍生困境与自身体制瓶颈,加之内战对各项措施推行的阻碍作用,导致政策失效,失去群众支持,煤荒问题的解决也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