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精神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磨练而成,它是革命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长征精神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多偏重于从其内涵到现实意义的探索,本文欲借助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对长征精神传播的体制机制及传播规律进行深入探析,并思考其现实意义。本文正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的是长征精神传播内容的大众化。首先依据胡锦涛在庆祝长征胜利70周年时对长征精神内涵的论述,把长征精神的内涵高度概括为五个方面,然后围绕这五个方面进行论述。针对文化水平极低的传播受众,红军将士在传播中运用了大众化、通俗化的群众语言,把长征精神传播到沿途的广大军民之中,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第二部分研究的是传播主体的组织化与传播客体的广泛化。长征中,战火纷飞,生存和战斗条件都极为恶劣,但红军的宣传教育等文化传播工作,仍开展的有声有色,这主要得益于红军有健全的传播组织机构。该章分别从党、政、军、群四个方面对长征精神的传播主体进行了梳理,对传播客体的分析则主要从红军内部、沿途群众、国民党官兵和其他群众四个群体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传播主客体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研究的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与传播手段的艺术化。红军将士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集思广益、就地取材,创造性地使用了大量风格迥异的传播媒介。创造出的新媒介突破了传统的模式,收到了奇特的传播效果。主要采用的传播媒介有标语、报纸、演讲、广播电台、特殊教育等。在传播手段上,采取诗歌、美术、歌曲戏曲等形式增强了传播效果的艺术性。多种传播手段的复合使用,更加凸显了传播效果的艺术性。第四部分研究的是传播效果的深刻性与持久性。深刻性主要包括：使民族解放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入人心；使沿途群众对红军倾力相助；使部分白军官兵哗变或保持中立。持久性主要包括：播下了革命火种,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保护政治符号,传承革命理念；长征精神传播的另一重要效果是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第五部分研究的是长征精神传播的启示。根本上述对长征精神传播体制机制和传播规律的研究,结合当代社会问题,提出了四种启示：①要充分体现传播客体的切身利益；②要充分重视各种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的运用；③形式政策教育与革命文化传统教育相铺相成；④以“三贴近”为原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论文的创新点：一是拓展了研究视角。以往研究者对长征精神的研究,大多是从长征精神的内涵上为切入点,继而探讨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价值,鲜有对长征精神传播的体制机制进行研究,从而导致对长征精神向纵深化研究形成了理论障碍。本论文在研究视角上以研究长征精神传播的体制机制为切入点,探讨长征精神成功的传播经验,对当代深入开展革命文化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以及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是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借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框架,分别从长征精神的传播内容、传播主客体、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传播效果及启示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通过对长征精神传播的各传播元素的分析,揭示长征精神传播的体制机制,总结出长征精神传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