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前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民间写实的认知倾向，接受业已形成的批判传统，并未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 90年代末期以来，创作主题开始转型。通观阎连科在世纪之交的四部作品，从《年月日》到《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再到2004年的《受活》，阎连科始终把对生命流失的关注，对生命存在的失望，作为一种精神的指向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在他的这几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本能。作者叙述的过程中却逐渐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叙说着人类普遍的要求。阎连科对人之生存本质的关怀，不仅展现了人的生命能量的释放，个性的显现与现实的压抑，对道德的审视等，还对困惑人类的“生死”问题，投入了自己莫大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乌托邦的精神指向。 作家的生命乌托邦以苦难的命运为前提，以孱弱的民间拯救为基石，使他一直难以走出循环论的困境和乡土的粘着，尽管如此，阎连科笔下的生命乌托邦用独特的生命体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向我们展示了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并以奇崛的外部表现和内部建构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年代里，“用整个生命写作”的阎连科因对文学题材不合潮流的抉择和对生命意义的孜孜探索，而显得可贵。 本文辩证的看待阎连科营建生命乌托邦所走过的历程，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坛带来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