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我国并购交易市场迎来了新一轮并购浪潮,并购数量和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但随之而来的是并购市场的“三高”问题——高业绩承诺、高并购溢价和高商誉,而这成了并购交易的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市场行情不好或企业受到政策打压时,企业难以实现前期承诺的高业绩目标,引发公司“商誉暴雷”,影响公司业绩和企业形象。从2018年起,商誉暴雷事件频频发生,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引起相关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防范商誉风险也成了学术界重点研究对象。设置业绩承诺的初衷是为了对冲商誉减值风险,激励并购双方加强管理完成业绩目标,以实现并购协同效应。但在并购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市场上出现了盲目跟风并购热点市场、用收益法故意抬高标的评估价值、为输送股东利益而用高业绩承诺来炒高企业股价、把高业绩承诺当成操纵利润的手段等等异常行为,与并购和业务承诺的初衷背离。当企业难以兑现前期承诺的高业绩目标时,会造成大额商誉减值,因此,会给企业自身以及整个资本市场都带来不良影响。本文选取了富春股份两次并购给出高业绩承诺的轻资产行业游戏公司、造成两次巨额商誉减值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富春股份在延伸TMT产业链和业务转型升级的动机下,通过两次激进的高溢价并购来拓展其泛娱乐版图,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并购了上海骏梦和摩奇卡卡。两次并购中,标的企业都给出了超出其历史盈利水平的业绩承诺,而正是这些过高的业绩承诺,成为了两次并购高溢价形成的基础,再加上并购市场竞争激烈以及轻资产企业表外资产的特征,进一步对并购溢价进行调节,从而形成巨额商誉,再加上后期行业监管趋严、游戏版号受限等原因,上海骏梦和摩奇卡卡都未完成其业绩承诺,从而给富春股份带来两次巨额商誉减值,给公司财务状况和市场地位都带来不良影响。根据本文案例,笔者提出了高溢价并购下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1）业绩承诺是并购高溢价形成的基础。一方面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过高的业绩承诺会使评估机构更加乐观估计收益法下标的企业的评估值,造成较高的并购溢价,另一方面,并购方对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抱有期待,而当标的企业做出高业绩承诺时,会进一步提高并购方的预期,并购方也愿意为之承受高溢价成本;（2）并购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和轻资产企业表外资产的特性在并购高溢价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调节,导致形成巨额商誉;（3）在并购企业形成了巨额商誉后,由于宏观、中层及微观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经营情况和业绩承诺不及预期,造成商誉减值风险,使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带来股价崩盘等不良市场反应,不仅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还会给企业的市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最后,基于案例分析和结论,笔者从并购双方、第三方中介和有关监管机构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一是并购方需根据自身战略定位审慎选择并购标的,被并购方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理业绩承诺,双方应努力将协同效应最大化;二是中介机构需加强收益法下对标的企业尤其是轻资产企业的合理估值;三是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并购双方的监管,设置业绩预警机制,完善商誉后续计量的相关准则,降低企业对商誉减值的自由量裁权;以期从并购前中后期控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促进我国资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