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绩效。一方面，恰当的、温和的金融发展政策能够使金融体系在稳定中发展，使其有效的发挥功能（如配置资源、风险管理等），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不恰当金融政策如金融抑制、过早过速的金融发展（即不适当的金融自由化）等通常会给金融体系的运行带来不稳定和不利的因素，使其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进而影响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在经济中的这种双向作用，可以将其喻为“一柄双刃剑”。如何很好的驾驭这柄双刃剑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而言，要想实现本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则该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显得更加密切和引人关注。因此，如何更好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让金融发展更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涵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外众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虽然研究中的某些成分可以为我所借鉴，但针对我国目前金融发展的现状则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也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他们对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仅仅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在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针对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一定的修正，进而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一全面的分析;二是对西方学者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本文在结构上将作以下安排:　　文章第一部分对国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关理论与经验文献作一综述，通过对金融发展理论历史文献的回顾来清晰的认识和了解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我国国内众多学者(如，沈坤荣，2004;艾洪德，2004;史永东，2003;韩廷春，2001;谈儒勇，1999)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背景和参考价值。　　文章的第二部分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及选取适当的实证分析方法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工具。本文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加简洁明了的分析问题，使用一个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以及金融深度指标、金融中介指标、信贷规模指标这三个指标来分别解释衡量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同时对1978-2005年年度的数据进行了收集、整理和计算。在选择实证分析方法过程中，本文通过使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对违背OLS基本假设的三种情况的检验来对t检验和F检验的有效性进行识别，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线形回归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　　第三部分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进行建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线形回归之前，文章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及违背OLS基本假设的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了检验，确保了回归分析的有效性和有意义。接下来线形回归的结果表明:回归分析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回归方程整体和解释变量都是统计显著的，他们能够很好的说明被解释变量。此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第四部分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历史金融发展政策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在我国是不可取的，金融自由化鉴于我国目前一些条件的不成熟性，所以在应用中必须认真对待和谨慎处理，同时对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的基本思想与他们所倡导的实现金融深化的金融自由化策略进行了区分，这是文章的一创新之处。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深化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金融发展基本方向，而且，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金融深化必须走“自己的路”。在文章最后章节，针对2005年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分析的结论表明，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需要金融业加快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是银行公司治理的重大突破。中国银行业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学会放眼长远，抓住机遇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全面推进金融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