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发展到了明清之际,涌现出了一股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学术高潮——明清实学思潮。顾炎武（1613-1682）作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杰出代表,至今仍是广受尊敬和学习的榜样,与黄宗羲、王夫之共同被尊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但在以往的明清之际儒学研究中,其热点较长时期是集中于“三大儒”中的黄宗羲和王夫之,相比之下,顾炎武则较受冷落。顾炎武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明清易代的动荡期。政治上,“党争”“民变”“边患”交杂在一起;经济上,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良好,农业、手工业、商业转型,新兴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初步显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学术上,王学末流空疏之风与经世致用的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于是,顾炎武等爱国学者直面现实问题,寻找“时代之问”的答案。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明末清初实学思潮、顾氏家族实学传统和江南复社实学风气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他自觉接受了“明体适用”思想,“重实事”与“重实证”,得到了顾氏家族优质的治学条件与言传身教,加入江南复社并在“抗清”活动中固化了爱国思想及民族气节。顾炎武实学思想主要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和经世观等四个方面,其内在相互关联,是一个颇为完整的内容体系。其中,“天地皆气”实学世界观是哲学基础,是“明道救世”实学价值观的依据,“通经致用”实学方法论从属于“明道救世”实学价值观,“修己治人”实学经世观则是“明道救世”的基本主张。顾炎武实学世界观直接来源于宋代理学,主要是张载的气本论和朱熹的理本论。顾炎武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强调“泽被匹夫匹妇”的“有为论”。“仁”“理”关系上,顾炎武认为“私”以“仁”为本,“私”是由“仁”决定;“人事”与“天理”相统一于“性命”,而“天理”寓于“人事”,即“性与天道在‘文行忠信’中”,因此特别强调“正行”。“理”“气”关系上,顾炎武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盈天地之间者,气也”,而“气”的运动变化表现为事物的“聚”和“散”,即“理”。顾炎武反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道器观,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顾炎武不相信鬼神,却有“人事感天”的想法,说明顾炎武的实学世界观不那么彻底。顾炎武将“明道”与“救世”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在他看来,“明道”的目的是“救世”,而“救世”的关键在于“实行”。“明道”方面,他强调“明六经之指,通当世之务”。他主张将学术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认为“道问学”以“尊德性”为前提,“求知”是“学而知之”、以“正行”为本,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救世”方面,他倡导“吾儒经世之用”。他通过文章将“明道”与政事、百姓、善行等结合起来,从而发挥学术的“救世”价值。他注重“治道”,认为治学“求实用”而“不求名”,重在“厚民生,强国势”并提出改革方案,还应当“鉴往所以训今”。与“明道救世”实学价值观相适应,“通经致用”实学方法论也包含“明经”和“经世”两个方面,而且“明经”为“经世”服务。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认为“士当以器识为先”,围绕“人事”治学并凸显“教化人心”。他传承发展了传统儒家“明经”方法,坚持“学问思辨”和“身体力行”,主张兼容并包的“博学于文”、思辨结合的“质之同志”,在“出户”的社会考察中提高“明经”质量。在“明经”基础上,他以“考据”为主要方法构建了“经世”方法论。他将“数往”（归纳法）与“逆推”（演绎法）要结合起来运用,以据“经”论“理”;注重在原始资料中汲取营养,坚持“采山之铜”的实证;运用“举一反三”方法,以疏通“源流”、“证佐”的技巧实现“触类而通”的治学境界。按照顾炎武“明道救世”实学价值观和“吾儒经世之用”的“经世方法论”,他的实学经世观就是其所谓的“修己治人”。“修己”主要是从士大夫完善道德修养展开,根本目的在于“治人”,因而特别注重“实用”。顾炎武“耻经生之寡术”,主张以“耻”为本的“修己”,即以“行己有耻”为原则,坚持“先义后利”的廉政及“孝”为“忠”先的伦理而完善道德修养。“治人”方面,他按照“仁者,爱人”原则以“正身”去“正人”,主张“共其利”的民本观,并强调士大夫治国理政时要运用政令、教化、刑法等三个举措,即“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正人心,厚风俗”“儒法合一”。综上所述,顾炎武实学思想无疑是明清实学思潮中涌现的“精华”。因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主要特征、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特征方面,顾炎武实学思想具有那个时代注重“实体”、强调经世致用等共性,而其个性特征体现在伦理和方法层面,即“有耻”和“实证”。历史价值上,顾炎武作为明清实学思潮的杰出代表,通过“广师”成就了“通儒之学”,在学术史上扮演了推动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过渡”的角色,并为清代朴学奠定了学术根基。新时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传承顾炎武实学思想,为建设“现代化”所用,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传承“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求是”认识方法;开展实学实用,产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高水平文章;传承为人为学,自觉肩负起“匹夫之贱与有责”。当然,顾炎武由于其封建专制体制“改良”的立场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应当以发展的视角去评价他,以“顾炎武实学思想”为鉴,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