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的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厘定较少,意识形态的概念显得混杂多样难以驾驭；第二,对于意识形态作用的二元划分导致了译者要么认同意识形态,要么抵制某种意识形态的二元判断；同时翻译研究片面地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消极社会功能,即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操控性。这种意识形态认识使得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基于翻译个案围绕当译之本的选择和翻译中操控策略对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与翻译理论的验证性研究上,基本上属于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的外部研究。文本意识形态的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选题旨在以翻译为导向研究隐藏于文本内部词汇和语法层面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在翻译中的转换。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特别是在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的大背景下,从文本内部出发开展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克服了以往翻译研究过程中重语言外部因素研究而轻语言内部研究的趋势。同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重新考论可以消除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中意识形态概念混杂模糊的现象以及局限于对勒弗维尔的改写论进行验证性研究的现状。　　 研究意识形态意义的翻译需要有翻译导向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的批评分析和解释方法论架构。该架构的建立首先基于以下三点重要认识和假设。第一,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而且具有控制功能；第二,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建构与被建构的辩证关系。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不能无限制地夸大意识形态的消极操控功能,而应兼顾意识形态的积极建构性功能；第三,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有赖于意识形态的翻译和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的双向融合。基于以上基本认知,本文认为翻译导向的文本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即为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服务的意义,而且不对称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借此,本文主要借鉴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包括语境分析、话语/形式分析和解释/再解释三个维度的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解释方法论架构。批评话语分析使得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从缺失走向核心,同时从直觉性的描述发展到内部结构的分析。其中,批评语言学途径的文本分析重点为该架构提供了主要的分析内容,即分类系统、及物性系统、情态系统和转换系统；社会文化途径的话语三维模型和深度解释学的社会历史分析为文本意识形态的分析提供了分析的语境；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社会认知途径的意识形态扬内抑外的整体原则为意识形态意义的解释/再解释提供了依据。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类所隐含的常识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语言‘中的既有分类系统控制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同时语言使用者又通过分类建构理想的现实。文本生产者常常依赖虚饰化、统一化和分散化等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在词汇层体现为过度词化、重新词化和偏向化命名等意识形态建构谋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会改变原文中不对称权力关系性质和重新整合原文本中在词汇层的意识形态建构谋略；第二,从及物性视角来看,译者主要关注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等主要过程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来源,研究过程、参与者和语态的选择在意识形态意义编织过程中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关注语义角色的显隐和信息结构的变化对于不对称权力关系重新建构的影响；第三,情态系统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批评分析主要在于知识/权力基础、主/客观取向、视点和人际关系的建构等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会关注命题和提议自身情态和意识形态意义,而且积极运用情态系统调节叙事视点,重新建构人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为译者的整体意识形态翻译谋略服务；第四,文本生成者往往通过虚饰化和具体化等意识形态模式在词汇层隐喻化转换和语法层隐喻化转换中建构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转换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话语的产物。翻译导向的转换系统研究特别需要考察名物化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名物化具有语篇组织、概括、实体创新和知识建构功能,同时名物化又可能具有掩饰施事者问题角色、操控社会和文化焦点、知识和观点的常识化等消极意识形态意义潜势。在翻译过程中,一致式的翻译不是优越于隐喻式的翻译标准,同时译者译法选择不仅取决于其对隐喻式表达的识别和认知,同时也取决于译者的整体意识形态建构策略。　　 意识形态翻译的研究并不排斥翻译意识形态的研究。基于《骆驼祥子》的三种不同英文译本、围绕以上四个系统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翻译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不仅译者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并不是稳固不变的,而且译者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有意识的作用结果,而是译者无意识的选择。由于同一社会基础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我们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某个时代的宰制意识形态的研究确立译者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二,意识形态的翻译是文本内意识形态和文本外的意识形态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译本与施晓菁和吉恩·詹姆斯的译本相比,不仅存在宏观上对于最后三章故事情节的改编,同时其整个译本在分类系统、及物性系统、情态系统、转换系统等方面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的翻译都做了服务其整体意识形态策略的转换。这种翻译转换不一定就是外部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原文本自身意识形态意义建构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