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实践活动,交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总和。它的范畴所涉及的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到人、自然和社会等交往对象,也涉及到工具、语言等交往手段与媒介,还涉及到不同的交往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交往目的。交往活动、交往水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人们也形成了不同形式的交往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交往成为如今人们主流的交往形式,这种新的交往形式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实践内容也促使人们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对网络交往合理化的问题研究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交往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目前学界对交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展开的。从理论渊源上来看,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重要来源,两者的交往理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和构建合理化的社会。马克思交往思想的重点在于物质交往以及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他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设想了未来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理想状态下的交往关系,这种理想状态下的交往关系主要建立在人们劳动生产过程也就是强调物质交往的过程之上;而哈贝马斯则认为马克思没有详细探讨精神交往以及精神交往涉及的语言和规范问题,他用系统和生活世界代替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把两者整合为社会生活的两大组成部分,主体在以共同承认的语言有效性的前提下追求主体间的精神沟通和道德同情等交往关系。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带有一些乌托邦色彩,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上也存在令后世争议的地方,但他探究交往理论的视角不乏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一种补充,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本文先简单梳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取两种交往理论的合理内核,以交往理论为基础在对网络交往的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影响网络交往合理化的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网络交往合理化的具体措施进行理论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