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是很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之一,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就是萨义德及其专著《东方学》。东方主义在美国中东外交中的表现,一是认知层面的“善恶二元对立”框架,二是操作层面将敌对国家的“妖魔化”形象建构。本文以东方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为切入点,以后冷战时代美国中东外交中的安全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为对象,重点分析二者的东方主义特性。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中东安全外交当中,无论是以“正义之师”为名的海湾战争、引爆“偏见炸弹”的“9·11”事件,还是宣扬“非友即敌”的阿富汗战争、对“邪恶国家”伊朗的核制裁和以“扫除暴政”为由的利比亚战争,所有这些安全外交实践都蕴含着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美国通常会先依据情势发展和政治需要选择一个阶段性敌人,在确定对象以后迅即开始“妖魔化”对手的形象,将其塑造为“恶”的一方,突出强调敌人的罪恶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威胁,从而刻意制造善恶二元对立,进而形成善恶两个阵营。这些工作一旦完成,美国就以“正义阵营领袖”的形象自居,率领盟友对“恶”的一方采取各种强制/制裁措施,甚至是各种暴力行为,最终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善”对“恶”的合理化制裁、讨伐与颠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东的价值观外交出现了各种形式,大致有“中东民主例外论”、“邪恶轴心论”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论”。三者之间的形式转变确实反映了美国对中东事务认知和具体因应的变化和进展,但其背后对中东事务的价值判断和根本认识并未发生改变,实质上都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对中东的一种主观建构,这种建构本身饱含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在每一种战略框架下的文武并用、破旧立新行动中,无论是针对中东国家进行的武力颠覆、包容/扶植亲美政权,还是推广“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等,都是以东方主义为思想基础支撑的。而在美国后冷战时代的中东外交过程中,东方主义始终贯穿其中,美国的作用要么是正义联盟的领袖,要么是合法暴力颠覆和改造的主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