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澳关系起伏波动很大。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被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所割裂,它需要形成一种经济仰仗亚洲与政治依靠美国的平衡。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攀升,中国从国际社会的无名小卒,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常客。中国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二者贸易关系稳固。具体来说,澳大利亚在牛肉、葡萄酒、旅游、国际教育等行业非常依赖中国。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来自中国的力量对其发展计划来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要么是冲击,要么是机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特殊性使其无法用经验来判断。很明显,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澳大利亚的重要盟友——美国,无法将中国认同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时,中、澳、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存在矛盾冲突。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被认为是其安全的基石,而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澳大利亚是断然无法割舍与华的贸易纽带。澳大利亚似乎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这其实是一道很难的选择题。幸而中国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给了澳大利亚一段缓冲时间。但近年来,澳中两国政治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甚至对抗性。这不是由地理原因引起的领土争端,而是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对外传播战略中的形象塑造也逐渐由“他塑”转变为“我塑”。中国形象在海外的独立传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传播效果反馈的获取,二是传播过程中定位的获取。从这个角度,有必要通过对涉华报道的分析来研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对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观察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截至2020年3月,新冠疫情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在病毒传播期间,各个国家区域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彼时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新冠肺炎疫情为美国抹黑中国提供了新的说辞。随着澳大利亚加入美国批评中国的行列,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恶化。政治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贸易制裁和紧张局势。就公共卫生事件来讲,澳大利亚对该类议题的中国批评要回溯到2003年,即SARS事件的爆发。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承担着传播信息的责任,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塑造各种概念、传递观点。本研究选择“中国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的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我本人参与了 2020年3月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COVID-19疫情的涉华舆情分析,具有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经验。第二,考虑到SARS和COVID-19都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两个涉华报道主题具有可比性,适合研究中国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回答四个问题: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如何评论中国?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吗?在这两场事件中,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常规报道有哪些?澳大利亚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中国将如何改善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本研究选择了四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The Australian,Australian Broadcast Corporation News,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The Age）。这四家媒体有着较大的读者群和不同的政治倾向。另外,本研究更倾向于选择印刷媒体发表的文章,其可信度高于网络媒体。由于在最初的搜索结果中显示的文章数量太大,研究很难进行,所以数据搜索范围进行了多次缩小,包括使用了额外的搜索指令“China at least 2”（指“中国”在一份报道中至少出现两次）。经人工筛选后,剔除无关文章,共计326篇和3191篇。为了收集这四种媒体上的所有文章,该研究使用了一系列与SARS和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搜索词。搜索词来源于SARS和COVID-19不断变化的命名法以及它们的流行病学起源。例如,搜索 SARS 期间的报道,搜索“SARS”or“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or“Killer flu”or“respiratory virus”or“pneumonia”or“pneumonious-like illness”or“China and virus”。可搜索 COVID-1 9 期间的报道,搜索条件包括:“COVID-19”or“Coronavirus”or“Wuhan virus”or“Corona virus”or“Hubei virus”or“wet market”or“China virus”or“China and virus”。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和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时间线,SARS的搜索范围将于2月1日至7月31日开始。COVID-19搜索的时间范围来源于世卫组织应对COVID-19的时间表。由于COVID-19疫情尚未结束,其搜索时间选择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9月1日。9月1日为本研究开始时间。部分文章可从Factiva以PDF格式下载。文章按日期排列,按他们发表的时间命名（例如SARS001,COV001）,并粘贴到Microsoft Word中。此外,没有提到中国的文章会被筛选掉。本研究参照Trevor Thomas改编自Matthes和Kohring的媒体分析框架,定义了医学、政治、社会和经济框架。它们由道德评价、因果归因和问题定义三部分组成。在这个框架中,每一篇文章都属于不同的类别。为了使整个事件具体化,编码以时间跨度进行。参考各事件的时间轴,以开始、中间、结尾对各事件进行时间跨度划分。在构建框架之前,会随机选取一些文章来归纳媒体讨论的部分主题。通过对报告的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报告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经济和政治框架的使用最为频繁,这与澳大利亚经济依赖中国、政治依赖美国的状态是一致的。澳大利亚有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亲美派和亲华派持续争执。总的来说中国在澳大利亚媒体中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在SARS大流行期间,无论是在医疗领域还是政府反应方面,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它使用的报道框架侧重于政治和经济框架,与COVID-19报道类似。然而,它在报道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运用了社会框架。通过专题报道或对中国城市的描述,媒体向用户展示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例如,广东人是如何生活的,北京成为疫区后的社会情况。但这些文章总是讲述部分真相,而且在2003年,中国的形象是一个落后的、威权的国家,有很多缺点。澳大利亚媒体肆无忌惮地抨击中国政府、政党和社会。到2020年,澳大利亚媒体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敌意。但它承认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功。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中国从过去吸取了很多教训,现在有了反应迅速、设备完善的卫生保健体系。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达、管理有序的国家。但它从不在政治上掩饰对中国的敌意。与2003年的报道一样,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在报道中采用的经济和政治框架最多。但这一时期的报道原因却截然不同,SARS事件中的经济类文章主要是受全球性疾病影响的文章,但在2020年,更多的经济新闻来源于政治问题,即中澳之间的政治冲突。澳大利亚呈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既想与中国进行友好的贸易,又想在其他方面贬低中国。至于中国如何改善其在澳大利亚的形象,该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扩大相容性,化解经济结构矛盾;第二,提升中国话语权;第三,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有很多学者对媒体的研究广泛,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媒体。但是,从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在国外媒体中的形象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因此,本研究将在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在澳大利亚媒体中的形象进行探讨,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完善中国形象研究,为中国海外传播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