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激励政策的发布,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进入活跃期,相关制度的滞后和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使一些企业在并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外购商誉,也就是合并商誉,为后续期间企业的经营埋下了隐患,不少企业管理者也因此利用商誉减值对企业进行了盈余管理,使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受到了影响,给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审计部门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加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数据真实可靠性的分辨能力,提高监管审计部门对公司财报合理性的监督识别,学术界对商誉减值和盈余管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基于此背景,根据合并商誉的固有属性可以发现合并商誉的形成和减值在不同行业中的差异性并不大,为了突出比对效应,得到更好的比对效果,本文选择了中青宝和飞乐音响这两个不同行业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以小见大,分析解释为什么两家公司在存在着宏观制度一致、收购情况相近、被收购公司运营状况类似等共同点的情况下对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选择应用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存在于这些共性之下的具有差异性的因素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进而更加清晰的看到企业在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建议对策。本文首先对商誉和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归纳分析,为后续论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本文引入了中青宝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的并购案例,并分别阐述了两个案例中商誉产生和减值的过程以及两家公司如何通过对商誉减值的不同应用达到了不同的盈余管理目的。最后,通过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对两个案例的异同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在两公司所存在的共同点之下详细分析了具有差异性的因素在其进行商誉减值盈余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明确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经过对比分析,本文认为,首先,收购时过高的并购价格是巨额商誉的来源,产生高溢价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于评估过程的不合理不严谨、被并购企业高额的业绩承诺等因素,这为后续企业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操作空间。其次,在后续计量期间,虽然会因为整体经济环境的不同而使管理者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倾向性,但公司具体的经营状况、管理层的变动等才是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更深层的说,当宏观条件大体一致时,公司自身不同的运营管理情况以及其与企业未来预期的差异才是主导着管理者选择不同商誉减值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企业当期经营状况与预期未来经营业绩的差距还是新届管理班子的上任,无论是股权激励政策的施行还是公司借债发股等行为,这些不同的企业运营管理情况都或多或少的与企业长期或短期的业绩追求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也都会影响到管理者自身利益的实现,管理者为了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根据企业现实的经营状况与预期之间的差距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宏观环境虽不会对商誉减值应用方式的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其变化却会影响到管理者是否会将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方式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来探究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的,鲜有进行双案例或多案例对比分析的研究,然而实证研究是无法对比分析企业同时存在多个异同影响因素时的情况的。本文通过对中青宝和飞乐音响的对比研究,在发挥验证作用的基础上增强了比对效应,更为详细的阐述了不同的异同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为商誉减值视角下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