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造谣案件频发,其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轰动全国的造谣事件日渐增多,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在呈现指数级增加,带来的辟谣成本更是随之扩大,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特点正在给刑法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课题。为了应对频繁出现的网络犯罪以及做到精准定罪,《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网络世界的治理力度,新设了多条针对网络犯罪的条文,其中就包括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倾听民声、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审慎立法的态度。该罪名的设立对有效遏制利用互联网络等媒介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在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风险事件时,司法机关为了从快从严打击犯罪,适用中出现了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法律条文规定的不周密,法律人对条文的理解不到位。本文从高某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的灾情一案入手,提出本案存在的两大争议焦点,即“虚假信息”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通过分析“虚假信息”,笔者认为在认定何为本罪中的“虚假信息”时,应当把握“虚假信息”的五个特征,即虚假性、事实性、误导性、社会危害性以及种类的限定性。在不满足这五个特征时,就绝不应当由本罪进行规制,否则有干涉言论自由的嫌疑。另外,在认定信息的“虚假性”时,倡导要坚持“类型人标准说”,要站在与行为人具有相似的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和社会经验等个人情况的群体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在认定虚假信息时必须慎之又慎。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单纯的“编造”行为也要入罪不同,通过对刑法条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本罪只有“编造+传播”“明知编造仍故意传播”两种行为模式,单纯的“编造”行为没有侵犯《刑法》保护的社会法益,所以行为人单纯的“编造”行为不应当被定罪,本罪应着重规制的是“传播”的行为。在传播的对象上,虽然传播可以分为向特定的少数人传播和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两种情况,但本罪更强调将虚假信息传播给多数的不特定的第三人,并且行为人具有希望或放任虚假信息广泛传播,从而造成社会危害的主观心理。面对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笔者认为应当数罪并罚。司法实践中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缺乏统一的认定尺度,往往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局面,所以,笔者建议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适用标准上,实践中在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时可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判断标准。首先利用点击量、浏览量以及转发量等数据对案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具体应当设置何种程度的“量”,是否要照搬之前最高法和最高检出台的针对诽谤案件的司法解释?这就需要两大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实践进行充分调查论证,并结合互联网络的传播特性和时代的新变化,在后续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具体数量进行规定。在满足数量要求的前提下,再利用定性的方法根据行为人发布信息的方式、内容、特殊时期和地点、相关职能机关处置方式以及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由法官进行综合判断,做到内心确信。既要考虑到对本行政区域、国家形象的损害,又要考虑到民众的恐慌感,不可以有所偏废。并且“网络世界”的混乱和“现实空间”的混乱都要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的“仅以网络空间秩序的混乱作为既遂的标准”“仅将损害行政区域、国家形象作为标准”“仅考虑民众内心恐慌感来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错误做法有扩大刑法打击面,服务地方维稳需要的嫌疑。针对本罪的主观方面,笔者认为故意也应当包括间接故意,而明知则包括确知与应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