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远程工作因具有诸多优势而成为了较为普遍的工作方式。但是,自远程工作这一用工方式被较为普遍的采用后,职业伤害保障的问题也集中显现。在远程工作情境中,工作场景的转换导致传统工作形态下的规定难以适用,具有特殊性的问题是职业伤害的预防措施和认定标准,故应当着重以事前预防和事后认定两个方面作为抓手以期实现保障目标。从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厘清远程工作从业者的概念、特征及分类,进而论述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理论基础。远程工作从业者的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在传统职场之外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完成工作,工作地点也相对灵活。实践中远程工作从业者的分类形式多样,有建立了劳动关系的远程工作从业者和并未建立劳动关系的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则是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可能面临的职业伤害而建立的,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正当性及必要性在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经济从属性与技术从属性的存在。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有关远程工作及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立法。在司法实践方面,这类案件一旦发生往往就会成为疑难案件,法律适用上难以找寻法理与情理的平衡点。面临的困境具体可分为预防困境和认定困境,预防困境包括安全检查缺乏客观条件、“劳雇”双方防范职业伤害风险的义务不明确、工时过长易引发过劳;认定困境包括“三工”因素认定困难、面临特殊的职业病风险、传统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难以适应等等。立足于我国国情,宜从预防和认定两个方面着手破解我国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存在的困境。在预防方面,应当规范安全检查权的行使、明确职业安全卫生标准、明确用人单位及从业者的防范义务、设置“离线权”预防过劳。在认定方面,对于职业伤害认定要素的完善,在当前制度背景下应当对“三工”要素做出符合远程工作情境的解释,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应打破“三工”要素的桎梏,转向以工作关联性为核心;在职业性疾病的认定上,应当适当扩大生理性职业病的范围并明确心理疾病的职业伤害认定标准。同时,完善远程工作职业伤害认定的举证责任规则,在明确远程工作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对传统举证责任规则作出公平的调整。总体上强调多种手段并重,以期最终能使我国远程工作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