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礼乐文化与器乐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器乐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且二者的演变发展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及社会思想紧密相关，并影响着早期的文学形态。各类论著虽然对先秦礼乐文化以及考古乐器的发现做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但对于琴瑟二器及其所涉礼乐与文学的具体情况仍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缺乏专门的整理研究。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琴瑟的讨论限定在先秦两汉时代，主要解决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琴瑟源流考辨。琴瑟在字形、形制与文献记载中均有很多相似之处，或为同源，但“瑟”应早于“琴”。尽管关于琴瑟的传说有一定的材料基础，但材料的来源与记载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因此很难得出可信度较高的结论。此外，由于琴瑟乐器的材质为丝木，极不易保存，也加剧了对其起源研究的困难。尽管文献中有琴瑟混用现象，但据出土文物可知，东周时琴瑟已然为不同二器，往前追溯至西周，琴瑟已经相互区别亦不难佐证，故在文献和考古中都可以推测出琴瑟并非同物。
　　第二，先秦重要文献中的琴瑟。以《仪礼》《诗经》《论语》《礼记》《左传》为代表，琴瑟在不同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存在差异，大致以琴或瑟是否独奏可以将上述文献分为两类。这可能与流传地域有关，如楚国出土文物以“瑟”为主;但也可能与文献的时代早晚有关，如战国晚期以后“琴”成为弦乐的主体。在先秦文献之中，对瑟的记载主要留存于《仪礼》《诗经》《论语》中，这三种文献中凡提及琴瑟二器，均是以瑟为主，瑟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与琴合奏，但却没有琴独奏之记载。而以琴为主的文献，则主要是《礼记》《左传》，这两种文献中均以琴为主，琴既可以独奏亦可与瑟合奏，但却没有瑟独奏之记载。其他先秦史料中既有琴瑟并称之文，亦有单独称瑟或单独称琴之例，或条目较为零散，或于琴、瑟之称尚有含混之处，或有传抄缮改之嫌，故仅做简要说明。
　　第三，琴瑟的礼乐功能。琴瑟作为礼乐社会的主要功能乐器，既发挥着礼乐场合表演的作用，也承载着“乐教”的文化意义。这种“乐教”囊括了非常广的文化范围，不仅仅体现在器乐与《诗经》的学习中，在仪容、养性、政治等各个层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教化作用，而儒家对礼乐的继承和发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琴瑟的文化地位。对于文人士族而言，不仅听琴瑟之音要有所思，甚至需要常御琴瑟以比德。
　　第四，琴瑟的文学意义。琴瑟的创制与神农、伏羲、舜等圣人传说关联度较高，尽管记载较为模糊，但后世却不断对其进行引用与阐释，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学典故。而《诗经》中琴瑟意象逐渐发展，在后代文学中常常被称引化用。因此本章即以《诗经》为线索，兼论《楚辞》《礼记》《琴操》等古籍中琴瑟的具体文学意涵。
　　第五，琴瑟地位的演变。汉代以降，琴逐渐成为雅乐的代表，一度跃升至“乐之统”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后代琴学与文学的发展，甚至乐官中亦出现了琴待诏之职位。然而，瑟却在历史中逐渐消失没落，这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而雅乐、俗乐的分流与筝、箜篌等其他弦乐器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瑟的乐器地位。
　　本文从先秦整体的时代背景切入，将琴瑟两种乐器置入大历史语境中，涉及音乐、文化与文学各个层面。因此，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琴瑟进行研究，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礼乐环境，而且对更好地认知先秦两汉时期的音乐、文化、文学等也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