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之间的帝妃爱情故事，借助以《长恨歌》《长恨歌传》为代表的李杨文学远播东瀛。经过日本平安朝汉诗、和歌、物语等文学体裁的受容，李杨故事真正进入了日本文学的本土创作。能乐作为日本古典戏剧的代表，充分吸收了前代和歌、汉诗、物语等体裁的营养。以李杨故事为主题的日本能乐，在接受中国《长恨歌》《长恨歌传》影响基础上，也受到日本前代李杨题材诗歌、物语的影响。能乐中现存以李杨故事为主题的作品共有两部:《皇帝》与《杨贵妃》，二作在对李杨故事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从剧本的人物形象，戏剧故事、戏剧叙事，再到戏剧美学特质，都表现出既异于《长恨歌》《长恨歌传》，也不同于日本前代李杨文学的风貌。
　　本文从分析《皇帝》和《杨贵妃》的剧本对李杨故事的加工人手，进而发掘《皇帝》与《杨贵妃》的美学特质，在对剧作文本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舞台表演相关研究。最终结合时代背景、观众群体、能乐作者，以及能乐艺道与前代日本古典诗学的继承发展关系等要素，剖析能乐中李杨故事本土化的成因。
　　绪论外全文分四章:
　　绪论概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中日李杨文学以及能乐的研究现状。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叙事学理论、日本古典诗学以及文本细读与考据，对《皇帝》与《杨贵妃》的剧本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二作的美学特质及成因。
　　第一章对李杨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的特征及在日本文学中的接受进行了整理。中国李杨文学整体表现出政治色彩及社会性强、关心现实，具备时代感伤情怀的特点。日本李杨文学则政治色彩淡漠、主要描绘男女恋爱，传递无常悲剧美感。能乐《皇帝》与《杨贵妃》继承了日本李杨文学不谈政治、专注表现爱情悲剧的本土化倾向;哲学思考更加深入，叙事线索与情节集中，语言与意蕴高度诗化，表现出诗剧特质。
　　第二章比较研究能乐《皇帝》《杨贵妃》与中国以《长恨歌》《长恨歌传》为主的李杨文学，从三个角度分析了二作剧本的本土化。从人物形象来看，二剧的情感倾向、角色地位和人物类型，较之中国《长恨歌》《长恨歌传》中被贬抑的李杨二人有较大变化。从戏剧故事看，《皇帝》与《杨贵妃》都对《长恨歌》《长恨歌传》的故事进行了悲剧化处理。从戏剧叙事来看，二剧打破了单一线性史传式叙事模式，表现为单点切入，层层展开的立体化叙事。
　　第三章从剧本出发，结合舞台表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能乐《皇帝》与《杨贵妃》的本土化美学特质。《皇帝》与《杨贵妃》体现了以个体人生为中心的，彻底的悲剧性，描绘了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难以救赎的普遍性悲剧。另外，二作还体现出根植于中日古典诗学的诗剧性。在审美意识上，二剧的季节性突出，剧作文本与舞台表演共同体现出“无常观”的审美意识。
　　第四章从三个方面探究能乐《皇帝》与《杨贵妃》中李杨故事本土化的成因。武士阶层为主的观众崇尚平安朝的贵族风雅，受此影响，二剧中的李杨故事表现出浓重的王朝情调。《皇帝》与《杨贵妃》借助古典优雅的题材，用华美的词章表现人类普遍的爱憎和无常命运，是能乐及艺人庶民性的体现。而能乐艺人深受佛教影响，也体现在二剧浓重的佛教色彩之中。最后，庶民性与宗教性兼备，继承日本古典诗学的能乐艺道也深刻影响了二剧，并体现在剧作文本与舞台表演两方面，使之成为兼具庶民性、宗教性与古典诗学传统的代表性能乐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