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顶包”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尤其在交通肇事犯罪中较为常见。但是,在“顶包”类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对此类案件都没有形成统一而有规律性的处理方式和结论,适用标准明显不一,不利于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本文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顶包”型案例,三案例之行为方式比较同一,均为犯罪后发生了“顶包”行为,但是起诉意见和裁判结果各异。本文首先简单交代了“交通肇事案”、“开设赌场案”以及“虚开发票案”的案情和判决结果,梳理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分别在三个案例中的具体适用情况,提炼了几个较大的争议焦点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主要有授意“顶包”者应当如何处理、实施“顶包”者应当如何处理、妨害作证罪、包庇罪、伪证罪三者间的辨析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授意“顶包”者至多只存在成立妨害作证罪的空间,而不能成立另外两个罪名,而实施“顶包”者宜认定为伪证罪而非包庇罪。本文在阐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后,就期待可能性理论应当在此类案件中如何运用提出了相关看法。其次,本文认为《刑法》第307条第1款所称的“贿买”需要由有权机关及早作出限缩性的实质解释,为了将“贿买”与日常生活中的情谊行为和劳务费用区别开来,本文初步提出了三个区分标准。最后,交通肇事后发生的“顶包”行为有其条文设计上的特殊性,也应当得到妥善处理。总之,本文试图厘清这些案件中“顶包”行为的定性问题和各个参与人参与犯罪的作用大小的评价、处罚问题,并主要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等相关理论学说对这一类型案件作提出科学合理的处理建议,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实现处罚的公正与协调,以维护刑法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