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轻重的评价准确与否决定是否能做到同罪同罚、量刑均衡。定性加定量模式作为我国犯罪成立规格标准,其中犯罪轻重的定量涉及计量对象以及计量单位的选择。通过对刑事规范进行总结,对复杂的数量规定按照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的划分,按照数量描述方式的多寡可分为单一的数量描述规范与并列的数量描述规范;根据同一犯罪中计量单位的不同可分为单一计量单位规范与多种计量单位规范;根据是否完全依据数量描述定罪量刑可分为纯正的数额规范与不纯正的数额规范。由于自然客体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使得法律概念容易存在不明确之处、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各种因素影响灵活性太强以及数量描述方式的不合理,导致犯罪轻重的描述不精准,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在同一罪名下,因描述方式不同、对数量要求的规定不合理或者累计机制不科学使得对犯罪轻重的评价被拉高或降低,进而量刑时应受刑罚与实受刑罚存在偏差,出现量刑失衡现象。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定罪+定量”模式对犯罪轻重的精准评价有较高的要求,法律概念的明确是所有司法活动的先行条件,在对与法律相关的事物做抽象概括时除了需要合乎逻辑还需要一定的可理解性与社会接受度。估推式的刑罚配置使得刑法对明确性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与刑罚的严厉性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精确化的量刑模式尤其显得重要,量化刑法相关因子是一个方向,在量化的过程中需要设立科学的量化参照标准与模型,尽可能增加样本容量以提高赋值的准确度。此外,制定量刑指南作为国外对量刑改革的探索先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需要考虑到英美法系与我国法制体系的差异,判例法与成文法的不同,再与本土的法律资源进行融合,充分考虑到我国刑法体系的实际情况。借助对定罪量刑的各项参考标准进行量化与建立适合我国法制体系的量刑指南有利于犯罪轻重的可视化与量刑阶梯的合理化,明确解释法律概念也可降低刑事实践中需要人为解释的空间,三者共同作用下有利于推动刑事司法量刑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