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早期产业政策为主的政府调控,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唯有转变发展战略,实施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竞争的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调动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然而,市场自我调节的弊端和政府扩大社会福利的义务为行政机关规制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性依据。来自行政机关的补贴行为是政府实施经济规制的重要手段,但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易导致行政机关滥用规制权力,对市场主体实施欠缺合法性依据的差异化补贴,破坏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平衡。出于规避政府规制悖论之目的,竞争中性原则指导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应运而生。不过,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仅仅来源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指导,与宪法、竞争法的割裂使其法律支撑不够,执行力不足,审查操作实践设计疏漏对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认定效率带来挑战。宏观上,在坚持政府补贴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内部审查为主的模式下,基于监督行政机关规制权力的理论视野,进一步强化宪法对竞争评估制度的最高指导,有力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之行政性垄断规范结合,推动反垄断法吸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借由法律授权形式提高当前行政政策指导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律地位,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优势对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认定的辅助效用,全面完善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公平竞争审查认定规范体系。微观上,从认定主体、认定对象、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结构性要素提出完善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认定的具体建议,辅以市场主体对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的诉讼,形成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力认定政府歧视性补贴行为的双重审查监督模式,实现政府规制权力约束体系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