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各国跨国集团日益复杂庞大,单位犯罪层出不穷。但司法实践中认为是单位犯罪的案件,并非都应由单位承担,单位“无辜”承担责任的情形需要出罪机制正名。刑事合规制度在国外有作为犯罪抗辩事由加以规定,也有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的,更甚有将不合规作为企业法定义务的规定,这说明刑事合规具备多方激励潜能。刑事合规是国家对单位犯罪治理能力不足的产物,是刑事追诉国家化向私人化发展的结果,具有风险降低、责任规避和法益保护功能。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对我国单位犯罪理论基础产生一定冲击,我国传统单位犯罪模式中的归属模式和原生模式均存在不足之处,将二者结合,在原生模式下考虑归属模式的双重归责模式更具合理性。认定企业员工是在单位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后,对单位自身要素进行考察,判断单位制度、企业文化、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对此,刑事合规制度具有实际意义。尽管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适用刑事合规,但呈现出适用阶段单一、适用主体偏倚、适用罪名集中、适用范围狭窄等特点。实际上,刑事合规具备了三方面的激励效用。首先,刑事合规可以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客观构成要件方面,刑事合规影响了单位犯罪行为和结果归属的认定;在主观构成要件方面,刑事合规影响了单位主观罪过的成立。在不法阻却事由上,合规风险、合规管理等可以作为不法阻却事由;而在责任阻却事由上,刑事合规与期待可能性、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存在互动关系。其次,刑事合规制度发挥作用的主干线是定罪之后的量刑环节。在量刑上,刑事合规部分减轻了单位犯罪的预防刑和责任刑,目前无法在立法中找到法定量刑情节的根据,可以将之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加以考量。最后,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刑事合规制度中的不起诉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可以成为刑事合规落脚点。外国的缓起诉协议在我国法律最佳着陆点是通过改造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我国检察机关掌握着起诉的权力,主导着起诉阶段的进程,由检察院主导附条件不起诉协议契合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协议制度的运行也需要检察院的参与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