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维系资本市场长期繁荣和经济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石，然而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财务报告质量问题一直是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痼疾。如何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报告质量，尤其是盈余质量问题，始终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国外的研究表明，盈余的低质量问题往往根源于各种制度因素。Ball et aL.(2003)指出，“制度因素决定了公司提供高质量盈余的报告动机，这比单纯的会计准则体系更能解释各国会计实务的差异”。因此，深入系统地挖掘各种影响盈余质量的制度因素，将有利于从根源上治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低质量问题，并为监管层的会计管制行为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股权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代理冲突的基本性质以及控股股东的行为激励，因此是决定盈余质量的重要制度变量之一(Fan and TJ．Wong,2002)。西方的大量经验文献都支持了股权结构影响盈余质量的结论，但我国目前对该问题的经验研究尚很薄弱。本文利用2001年-2004年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从会计稳健性入手，深入考察了股权结构的重要影响。 具体来说，股权结构的影响包括两部分：大股东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从大股东性质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呈现出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明显不同的治理特征，国有公司在股东一经理层契约关系上更容易面临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公司-债权人契约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债务软约束，在公司-政府关系上更容易遭受严重的政府干预。这些治理问题弱化了契约各方对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从而导致了国有公司更低的稳健性。比如内部人控制问题意味着委托人未能成为稳健性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主体，内部人有广泛的机会进行自利的会计政策选择，不稳健的会计信息反而成为内部人强化控制权地位、隐秘攫取私有收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将严重损害国有公司的稳健性；为了降低政治成本，政府干预行为具有不可泄漏和隐秘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国有公司信息披露的低透明度，作为财务透明度的表征，稳健性势必相应受到损害；另外，在债务软约束下，国有银行对国有公司的贷款行为不是市场行为，而更多的是行政命令，由于政府对银行经营的干预，国有银行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执行对国有公司的债务合同，这严重削弱了债权人对稳健性信息的契约需求。本文在追溯上市公司终极产权的基础上，以非国有公司为标准，实证考察了国有产权对稳健性的总体影响以及三大治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稳健性显著弱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指标显示非国有公司的稳健性高达国有公司的三倍。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债务软约束和政府干预都对国有公司的稳健性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有公司盈余低质量的问题。内部人控制度的提高并未损害非国有公司的稳健性，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公司的稳健性；由于债务软约束问题，国有公司中债务的提升作用要明显弱于非国有公司；对政府干预的检验发现，政府干预水平的加重并未损害非国有公司的稳健性，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公司的稳健性。 除了大股东性质外，股权集中度也是影响公司报告动机和稳健性的重要因素。由于面临更为严重的经理层控制问题和控股股东侵占问题，股权的过度分散和集中下，会计信息往往被经理层或控股股东掌握，并服务于内部人更好地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盈余本身的质量势必受到了损害。而股权的适度集中，不仅解决了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问题，而且尚未形成控股股东完全控制公司的局面，因此，两种代理问题都较轻，盈余的稳健性最好。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稳健性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支持了适度集中的结构最有利于稳健性的预期。通过区分国有和非国有样本，上述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这说明不论国有还是非国有公司，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都有利于稳健性的提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深入探讨了我国盈余低质量的重要制度根源——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的基本结论为，国有产权以及集中股权结构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制度因素影响盈余质量的经验文献，有助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现状，同时对监管层的会计管制行为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一者，本文发现，国有公司盈余的低质量与其治理问题密切相关。国有公司通常存在内部人控制、政府干预和债务软约束等“治理缺陷”，大股东和债权人都未能成为制约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积极维护自身产权利益的有效监督主体，这种治理弱化传导到会计行为上，直接造成了盈余的低质量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公司的盈余质量，此时单纯强调准则的改革和外部的管制可能效果有限，监管层需从解决“内部治理缺陷”的根源入手，通过健全国有产权监督机制、深化银行体制改革以及减少政府干预等制度变革，有效提高国有公司自身的报告动机。二者，本文发现，由于面临更为严重的经理层控制问题和控股股东侵占问题，股权的过度分散和集中都不利于盈余质量的提高，而第一大股东持股适度集中、同时具有制衡度的结构则有利于盈余质量的改善。因此，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避免某一利益集团的绝对控制，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