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医疗费用负担过快增长不仅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使命之一。财政医疗卫生投入的目标之一即是降低医疗费用负担,在政府不断加强其在卫生领域职责的同时,投入的“量变”能否带来减轻负担的“质变”?本文采用2013、2015、2018年CHARLS微观调查问卷及根据财政统计口径估测的财政投入数据,考察“补供方”和“补需方”两种投入路径对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补供方”显著降低了居民单次门诊医疗费用,但对家庭医疗负担未产生显著影响。“补需方”显著降低了门诊与住院费用及家庭医疗负担,效果相比“补供方”更好。（2）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显著降低了城市家庭的医疗负担,农村逐步释放的医疗需求及事后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其医疗负担相较城市家庭增长更快。此外,“补需方”对于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低收入家庭减负效果更显著。（3）进一步研究发现,投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公共卫生机构的财政资金,通过促进分级诊疗及提升健康水平,降低了居民门诊费用支出。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加剧其规模扩张进而转化为占有消费者剩余的优势,以及现行薪酬制度下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使得“补供方”的减负效果并不显著;“补需方”助长了医疗保险的事后道德风险,抑制了其减负的效果。最后,本文从财政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供给侧、需求侧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