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方位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获得了重要性的成就,但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足的矛盾仍将持续存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政府逐渐对预算制度以及绩效管理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一内容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被正式提出。与之相伴的,随着我国地方财力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此阶段社会需求能够得到全面满足。但是在此过程中支出却处于较高的水平,存在支出和财力差距过大的问题,地方政府面临着较高的经济压力,债务风险处于较高的水平,进而导致一系列资源不匹配问题的出现。并且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化等问题严峻,地方政府在财政治理方面举步维艰。因此,探究财政透明度是如何对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产生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本文基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视角,依据公共产品理论等相关理论,在借鉴清华大学发布的2013-2019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关于我国289个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面板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且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内陆省份、财政透明度较低的省份以及新《预算法》实施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更有利于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增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建议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层面,为了在最大限度上确保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顺利施行,应该建立相应的法治保障,对相关立法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完成体系构建;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但需要对相关信息披露加以关注,并且还应该进行主体责任划分,促进信息公开渠道的多样化发展,进而使公开质量有所提高。此外,为了在最大限度上使得政府财政公开建设得以顺利施行,提高工作效率,应该使得公民民主意识有所增强,使之能够出于自身需求提出相应的建议举措,维护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