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是思维结构和社会现象相互结合的统一体。法律科学的使命是阐释法律现象，这不仅仅限于体系内的逻辑关系，还需要将法律规范放置于社会现实中，也就是使规范和事实结合成规范——逻辑的相互关系。当前，学界对基层治理中民间规范的研究主要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法社会学范畴，即主要在经验事实层面展开，而忽视民间规范的规范定位，这导致民间规范在基层治理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民间规范作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在社会学层面的研究远远不够，还需要在规范性层面予以论证，这必然涉入法哲学的讨论。因此，将民间规范放置于规范法学视域下是对民间规范规范定位较恰当的回应。
　　基层治理的发展呈现从“国家”到“社会”的重心转移、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更新，以及从“一治”到“多治”的模式升级。民间规范作为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之一，形成的内生型契合“基层”、外生型遵循“治理”，且顺应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制度、动力、意识作为基层治理的三维要素，相互协作，分别发挥着前提、核心和基础之作用。然而，民间规范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着嵌入性制度呈现、规范互嵌实效欠缺、民间规范处于悬置状态等三种问题。将民间规范放置于规范法学视阈内是多元基层治理模式和以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设计的内在要求，规范法学符合民间规范的契约本质，其核心范畴“惯习”、“承认规则”分别契合民间规范的实践性与规范性。规范法学视域下对民间规范的渊源进路予以反思，渊源进路实则属于法社会学视域，呈现体系性特征，但是这种体系性是沟通、系统意义上的体系性，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规范性，因此，民间规范在该模式下呈现民间法与民间规范的概念冲突、社会事实与制度事实描述的混淆、命题与因果关系的混乱等问题。因此，在规范法学视域内，实现民间规范理论提升，并对民间规范进行规范定位。在实现理论提升基础上，回归实践，促进民间规范现代价值的转换，完善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和民间规范的三层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民间规范最大限度整体性预防化解基层纠纷的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