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原名恩鑅,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代儒宗。中学肄业之后,先后做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并在香港手创新亚书院。其教育思想含有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自由等众多两极之间的内在张力。其对两极当中传统与保守等方面的悍然倡导,使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家群体当中显得尤为独树一帜。钱穆认为,一民族之文化乃一民族灵魂之所在,民族文化之沦丧,最终必将使为该文化所化之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拯救民族最根本的便在于拯救其文化,而复兴民族最根本的便在于复兴其文化。当全盘西化论在国内甚嚣尘上之际,为了重建国人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钱穆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同为一个性鲜明之文化,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系一具有普世性与永恒性的道德精神。故此,中国文化之新生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新生。而为了完成上述工作,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自然非教育莫属。火赖薪传,唯有“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方堪当传承与光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道的重任。而作为培养目标,“人才”应由“人”与“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可以分成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层次。而关于成“才”,则可以分成三个方面：“‘通人’尤重于专家”、“用社会”重于“供社会之用”、人文科学人才重于自然科学人才。两相对比,钱穆认为,“人”为本,“才”为末,我们应该由本达末,而非轻本重末,更非舍本取末。为了实现上述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上述课程当中,既有校内又有校外课程,既有显性又有隐性课程,既有通识又有专长课程。对通识、隐性、校外诸课程的注重是其课程设置特色所在。关于教育方法,钱穆的论述主要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中,有关师道的论述属于前一类,而有关人生、治学的论述则可以归入后一类。在教与学两个方面,钱穆更加注重学的方面,并认为我们应当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钱穆当身所及之时代教育问题乃全盘西化教育,钱穆认为,此一教育当代之以儒家人文主义教育,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教育为本位的教育。将钱穆放到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中国文化的颂扬容有过分处而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容有偏颇处,但他作为一名爱国主义教育家天地可鉴；其立意重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坠绪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景仰；而中国教育学之创建也必将能从钱穆身上汲取诸多精神资源,为他所运用与发挥的“择两用中”的教育思维与行事方式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