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重大转轨刚刚于中国出现的新时期之初,席卷全国的“科幻热”,构成了如流星一般短暂而璀璨的文学事件。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为起点,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科幻作品以年为单位呈爆发式增长;可是不用多久,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又让中国科幻在此后几十年里一蹶不振,直到新世纪的来临。科幻文学在新时期曾有过的繁盛局面,由于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以至长期被人遗忘,至今仍是文学史中缺失的一页。它在这特定历史时空中展现出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也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重返八十年代”工作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新时期之初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科幻小说在彼时面临的极为罕见的大起大落,也就自然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并不着意于“纯文学”视域下的价值重估,而是基于如下事实:新时期科幻小说并不能只在科幻文类的谱系中理解,而应被视为某种带有不可重复性的“文学事件”,该事件仅仅在新时期之初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才得以发生。因而,通过挖掘出尘封于历史岩层之下的新时期科幻小说,我们能探寻到作为一项政治规划、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新时期”的某种源头性特征。这种源头性特征正需要借助新时期科幻小说在文本功能上的复合性体现出来:作为后毛泽东时代最早出现的通俗读物之一,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畅销承载着市民大众对未来的畅想和期待;作为改革时代的科学普及宣传品,这些科幻小说也在普及科学知识之余,潜移默化地传递着改革政治的新意识形态,塑造着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另类写作”,此时的科幻小说不仅寄托着他们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更显现出新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欲望和焦虑,它们以幻想的形式传递到下一代的脑海中,并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历史的行程。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孕育着多种不同文类的“文学胚胎”,新时期科幻小说就像一块多棱镜,折射出时代的不同侧面。通过它所映现的历史折光,我们能够从中辨认出一系列观念结构——“实践检验真理”的观念;“技术中立”的观念;“劳动乌托邦”的观念等等。这些观念作为某种认识装置,一经诞生,它们的源头即被遗忘,检视这些观念的起源过程,我们遂能够对“历史何以构成今天”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一章主要研究新时期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面。通过分析新时期科幻中流行的“新旧冲突”结构,探寻文本形式背后的心理动因,并从中揭示出新时期起源时刻科学话语的“嬗变与危机”。与革命年代的科学话语不同,在新时期的语境下,“科学”的内涵从“正确的政治信念”转变成“现代化的文化知识”,科学话语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一种用“事实”冲击“理念”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颠覆性阐释,整个新时期以来大众关于科学的概念常识一直处于不断的危机当中,并且不期然地导致了神秘主义思潮的泛滥。第二章主要探讨新时期科幻小说作为官方宣传品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十七年科幻相比,新时期科幻小说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质,就是“技术中立”思想在文本中的明确出场。这一套经过领导人明确提出后在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将技术看作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好人能用它做好事,坏人能用它做坏事。在这里,科学技术以它的普遍有用性超越了政治,成为一种沟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中立”主张的提出构成了改革的起点。它不仅和引进西方技术的需要直接相关,也为新时期知识领域的分化和去政治化提供了合法性。而这种思想中所隐含的“科技向善”理念,正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与新技术的引入一同启动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第三章则在与主流文学相参照的视域下,发掘新时期语境下科幻小说独特的问题视野——一种“向前看”的自觉意识。从这种独特的视野出发,不同主体的科幻写作呈现出向前看的几种不同“看法”,并由此延伸出异彩纷呈的“未来书写”的多元姿态。在这充满张力的话语场中,本章重点分析了主流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的另类写作”。通过这些主流科幻作家的独特写作姿态,发现知识分子无意间流露出的欲望和焦虑。与之相参照,本章还分析了另外两位“非主流”作家的代表作品,在这种未来叙述的多元格局中,新时期科幻对我们今天的潜在影响也将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