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深化，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等宏观经济现状的改变，企业所处的微观经济环境—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批的企业改制、并购以及资产重组行为鱼贯而出并顺势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与之一脉相承的并购商誉便由此而生，如小荷般尖角初露，“财”华初现，并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城”的破竹之势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的一颗璀璨新星：由于并购交易的规模不断加大、并购商誉的数额持续增加。并购商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与日俱增，由此吸引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及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众多目光—报表利益相关者越来越重视与并购商誉相关的报表信息，并对与之相关的会计信息是否能够真正为企业带来预期的超额收益予以格外的关注。于是，并购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相关问题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中的焦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商誉在无形资产中偏安一隅，具有较强的不可辨认性和非消耗性等特点，在会计实务中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并不十分容易进行操作。除此之外，以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丑闻为引擎，众多批评与指责将矛头纷纷指向以规则为导向的美国会计。面对日渐增长的舆论压力与呼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不得不考虑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转变—如此背景之下，《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于2007年7月通过国会审议。根据法案内容的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对原则导向会计准则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一方面，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在制定模式上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减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会计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以会计实务协调和会计准则趋同的国际背景为前提，围绕我国新会计准则带来的准则弹性的变化以及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和会计改革的固有特征，在研究准则弹性、并购商誉的最新理论和相关文献、并购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内涵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借鉴相关的模型，研究了在准则弹性增加的背景下，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以及并购商誉减值的盈余操纵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构建准则弹性与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模型，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并购商誉减值模型以及准则弹性、并购商誉减值与公司绩效模型，从准则弹性增加等方面检验并购商誉对公司未来价值的贡献、并购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与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准则弹性增加框架下管理层利用准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与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盈余操纵关系；厘清转型经济时期我国会计准则弹性的变化规律，准则弹性诱致契约主体行为的变化机理、准则弹性对盈余管理和公司绩效影响的经济后果这三个既基础而又现实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投资者因准则弹性增加而产生的行为调整会如何更深层次的影响公司绩效等经济后果；通过规范与实证研究、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给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①并购活动中产生的商誉具有价值相关性；准则弹性的增加会进一步提高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准则弹性的增加会降低牛市行情时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②准则弹性的增加，不能遏制公司发生亏损时通过商誉减值计提进行“大清洗”的盈余管理行为；准则弹性的增加，可以遏制公司利润下滑时通过商誉减值计提进行“收益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③准则弹性的增加，促进了公司发生亏损时，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会提升公司绩效的情况；准则弹性的增加，恶化了公司利润下滑时，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会降低公司绩效的情况。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最后，在理论、实证结论以及启示的基础上，本文还从政策建议的角度以及准则制定和市场监管的高度来设计并提出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与规范企业、市场和监管行为的政策措施。　　由此，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　　①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研究视角，某种意义上补充和完善了我国财务、会计理论在此研究领域的匮乏之处；　　②深入挖掘了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研究素材，丰富了我国财务、会计理论在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