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和新发展格局下,云南省正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方向前进,从改革开发的末梢变为前沿阵地。“边疆”与“民族”是云南省的根本特征,“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昆明市是云南的首府,作为代表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仅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着桥头堡的作用,也在建成“三大定位”上有着领头羊的地位。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途中,昆明市已成为周边少数民族群众医疗、就业、求学等方面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在他们创造财富的同时,由于流动性的增强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对于昆明市发挥桥头堡和领头羊作用而言,意义重大。目前,学术界对于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热点多集中于“社会化”和“法治化”,从宏观层面——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并认为“多元治理”是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发展趋势。虽然2014、2021年举办的第四、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表述有所差别,但都明确了要打造民族工作的“多元格局”。结合中国国情,可见目前理论和实践上都达成了民族工作要朝着“一核多元”的方向发展,“一核”是指党领导民族工作,“多元”是指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和市场力量。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中观层面——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如何打造民族工作的多元格局或如何调整多元格局以适应城市民族工作的新变化,即如何优化城市民族工作体制。在党的领导下,昆明市建立了一套城市民族工作体制,在促进城市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维护各民族团结的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城市民族事务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原有体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新变化,“调整过时的”——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体制中多元主体如何协同高效地开展城市民族工作,尤其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如何协同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访谈的方法,尝试对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体制进行深入研究,将该工作体制分为行政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分,主要从行政体制内部入手,把握行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权力的划分这一主线,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体制的现状进行解构,重点对其权力划分进行“应然和实然”分析;第三部分则是分析影响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体制良好运行的影响因素;最后一个部分是在把握近期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优化的原则和思路。通过分析,文章认为,导致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体制陷入到“管理合法性困境”“治理碎片化困境”和“工作社会化困境”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传统管理体制带来的“条块分割”,外显出两个代表性特征即是民族工作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权力“部门化”倾向严重,其实质原因最终指向了不科学的权力划分,因此只有在规范、明确、适当的权责关系下,昆明市城市民族工作才能向高质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