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疲软,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蔓延,英国脱欧、美国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等事件阻碍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然而,近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之间加速经济整合,虽然全球价值链的增长速度放缓,但亚洲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在这段期间,中国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都表现出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或ODI）作为“走出去”的途径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截至2018年底,我国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累计净额达19822.7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为6.6万亿美元。那么,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究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是否可以继续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全球资源进而推动双循环格局的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究,对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学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外流以及生产对外转移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国内外两个市场资源的整合,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从而提高国内生产效益,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对外投资中通过接近销售市场和研发中心获得逆向技术溢出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微观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以及近年来逐渐丰富的微观数据,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企业层面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出口、就业和国内投资的影响。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益的微观研究仍然较少。在当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加精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参与度提高,以及未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综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内外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期望与时俱进,通过揭露新时代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来回答上述问题。探索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如何推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融合以实现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本文首先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行为相结合,探究了企业在特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对相同国家的出口,并重点分析了信息溢出渠道和跨国生产销售渠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然后聚焦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国内市场,从海外投资对产品出口的互补（替代）是否会相应扩大（缩减）国内市场规模这一问题出发,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规模及投资效率的影响。最后,本文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通过联通国内外市场,从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负面影响。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1）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尤其在与投资东道国相同的地区进行出口,即产生“出口创造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有特定国家投资的企业比没有投资的企业的出口金额高104.93个百分点。除出口金额外,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促进企业在相同国家的出口数量、单位产品价格和出口产品种类数。这种“出口创造效应”仅在出口国和投资东道国相同时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当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特定国家”属性时,企业OFDI不会显著提高其出口金额、出口目的地数量和出口产品-目的地数量,投资东道国的数量也不会显著提高出口目的地数量;并且当投资东道国和出口目的地不同时,OFDI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企业特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创造效应”在与我国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更远的地区,以及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更差的情况下作用更强,说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信息溢出渠道”缓解了出口目的地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跨国生产销售渠道促进出口,实证结果显示:生产型OFDI比市场寻求型OFDI的作用更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资本品和最终品。然而,考虑特定国家的情况下,技术溢出渠道无法发挥显著作用。（2）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规模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国内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比非投资企业的国内投资水平平均低15.07个百分点。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的互补关系并没有带来企业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区分企业投资动机和出口产品类型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主要来源于销售型和商贸服务型OFDI,以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最终品出口,而技术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国内投资。这说明现阶段企业无法从以扩大海外销售市场为目的而出口最终品的海外投资中获得较高收益,这可能源于我国出口最终品的附加值较低,但若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则对企业国内投资发挥“挤入效应”。此外,随着投资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内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国内投资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企业出口销售,但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资金占用,受融资约束的限制,整体表现为O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3）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即发挥“庇护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当面临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的冲击时,中国企业向美国的绿地投资项目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短期资本市场收益将显著提高4.69%。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股票价格提高的作用强于研发型和商贸服务型投资,这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够通过进行全球化生产,以当地生产的方式规避未来关税壁垒上升造成的损失。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庇护作用”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为该效应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针对的高科技行业和国有企业中较弱。从企业长期绩效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都显著高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降低企业在海外经营、投资和融资方面的损失。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可以实现生产转移外,技术研发型OFDI对企业贸易摩擦发生后的长期绩效也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帮助企业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情况下企业短期资本市场收益的下降,还能维持企业长期的正常生产经营。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本文聚焦于微观企业,使用时间范围更广、覆盖更全面的微观企业数据,从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国内外市场表现影响的角度,综合评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这是对该领域现有微观研究缺乏的有益补充;（2）与以往大多数研究分析普遍情况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不同,本文选择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为典型代表,采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当企业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时,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帮助企业缓解潜在的损失;（3）本文试图从企业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文章识别了对外直接投资如何通过“跨国生产销售渠道”、“信息溢出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等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