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19年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与分析

来源 :南京财经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xhw88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其破坏力之严重以及传播之迅速使得各国意识到金融因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经济学界不再仅仅将金融部门当作宏观经济的附属品,而是开始关注金融因素自身的周期性变动规律及特征,并重点考察金融因素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但由于对金融周期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的研究大多为实证测度,缺乏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并且大多关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而非金融周期本身规律及特点。
  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于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测算与形成机制分析两方面的研究。首先进行了金融周期的测度,在界定了金融周期的概念之后,选取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国房景气指数、上证综指作为单变量金融周期的代表因素,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货币供给量和实际有效汇率构建金融状况指数以描述金融周期的变化状况。然后使用拐点法、滤波法从时域和频域的视角对单变量金融周期、金融状况指数进行测度,同时刻画其波动特征。为了探究中国金融周期的动态转移特点,分别运用两区制和三区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金融状况指数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形成机制方面,本文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分析金融周期产生机制的理论基础,分析融资结构的演变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银行、房地产对于中国金融周期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政策虚拟变量代表样本期内重要宏观政策,通过回归分析考察宏观政策对金融周期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信贷、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单变量周期皆呈现非对称特征,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远大于前两者,房地产价格与信贷规模具有顺周期的效应,股票价格与前两者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第二,样本期内我国经历了7轮金融周期波动。金融周期的平均长度为28.6个月,且呈现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第三,两区制和三区制Markov转移模型的设定符合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两种区制的划分结果基本一致,但将我国金融周期划分为三区制分析更为合理且有政策意义。第四,信贷与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效应导致金融周期的形成。宏观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信贷规模,对金融周期具有显著影响。在金融过于繁荣的时期,宏观政策的效果较弱且具有滞后性,在金融处于过度收缩和适度波动时期,宏观政策的政策效果较强,且作用时间较长。
其他文献
铁路作为推动近代世界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革,不仅促使了19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同时也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37年),中国产生了丰富的铁路建设运营经验。由于外部形势和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频繁变化,中国铁路管理机构及铁路政策均随之剧烈动荡,不同的铁路发展思想从而在政策层面实现并得到检验。在外来铁路发展思想与中国自身铁路发展经验的共
学位
一方面,Nash均衡和合作均衡是标准式博弈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解,过去有很多学者对这两种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并且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受Nash博士论文的启发,种群博弈的思想已逐渐被建立起来.2010年,美国经济学教授Sandholm在其著作《PopulationGamesandEvolutionaryDynamics》中详细介绍了种群博弈的模型和相关理论.在已有的种群博弈方面的
学位
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信用制度也发生了数字化、电子化的改变。我们将这种以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字工具搭建数字化场景、作用于数字经济要素的数字化经济关系,称之为数字信用制度。  受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信用制度在活动规模、制度设计以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均发生改变。一是数字信用制度形式和资本体量激增。截止2019年底,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P2P网贷行业,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江苏省苏北地区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截止2018年底,苏北地区已有8万多农民工返乡创业,给当地提供了98万人次的就业机会,进一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回迁就业、有效提升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缓解了当地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发
学位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产品生产分工开始深入细化到各个工序之间,形成了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发展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差距开始增大,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出发,研究其对于工资差距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是否也对我国的工资差距问题有影响
学位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机构升级,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亟需做出调整,国家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作为国家的重心,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多数企业自主创新模式还不够完善,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紧缺致使企业面临较大的研发风险,那么政府科学合理的干预是尤为重要的。对企业研发投入激励路径的促进作用的研究层出不穷,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作为政府干预企
当今,贫困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我国政府也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制定了各种致力于解决贫困的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到了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2019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降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也减少至0.6%,到2020年底,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决现有贫困标准下的贫困问题。目前,我国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
学位
产业结构的高度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程度,更决定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质量。近年来,尽管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开始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突破当前的发展瓶颈,国家及政府部门必须以提升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为重点任务,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抓手之一,有计划的公共支出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履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已是大概率事件。但绝对贫困人口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我国扶贫工作将进入新的阶段,防止返贫和预防贫困应该是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目前,我国扶贫工作更多地是基于对当前贫困状态的评估结果,属于事后帮扶,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了解现在谁贫困,还要了解哪些人更容易在将来陷入或保持贫困状态,从
学位
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高水平主流与新流创新产出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也成为企业稳步发展的关键。薪酬激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激励手段,将个体或团队的工作收入与工作绩效紧密相连,往往能够激励个体或团队发挥更大的创造力以提高创新产出。然而,关于薪酬激励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的研究仅分析薪酬激励对个体创新产出
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