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的第一只城投债在上海浦东成功发行,至今已有逾三十年历史。城投债在起步阶段发展规模较小,也并未受到严格的政策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四万亿”计划下,城投债规模大幅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随之加剧。为了有效防范和管理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2014年国家颁布《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明确剥离城投公司的地方政府融资职能,由此43号文被认为是城投债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城投政策效果评价和城投债地方政府隐性担保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政府性债务管理43号文本身的现实政策意义,本文将尝试深入探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43号文颁布前后对不同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以2010-2021年9月末在我国沪深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9,706只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按照城投债增信措施（有担保和无担保）、发行区域（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主体评级（高评级和低评级）三种方式分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对比43号文政策实施前后信用利差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后:（1）对于不同增信措施的城投债,与无担保相比,有担保城投债的信用利差收窄效果更明显,意味着43号文政策削弱了城投债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问题,城投债的显性担保措施起效,从而推动城投债的定价更加市场化。（2）对于不同区域的城投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城投债的信用利差收窄效果更明显,意味着43号文政策使债券投资者更倾向关注城投债发行方本身的风险状况,东部地区的城投债由于发行主体违约风险更小而更受投资者偏好。（3）对于不同评级的城投债,与低评级相比,高评级城投债的信用利差收窄效果更明显,意味着43号文政策弱化了低评级债券的隐性担保问题,信用评级的效果得以凸显,低评级城投债需要提供更高的风险补偿吸引投资者。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保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多维度来研究城投政策对我国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过往学者对于43号文政策的评析,大多聚焦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问题上,本文在对城投债按照有无增信措施进行分组的基础上,还分别从区域特点和信用评级两个角度再次构建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城投政策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因果关系,相较于现有文献在研究对象角度和维度上有所创新,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城投公司角度:通过优化公司内部组织架构、提升资产管理效率和大力鼓励创新的方式,积极促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2）城投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角度:通过量化评级指标、完善信息披露和增加评级公司数量的方法,健全完善城投债信用评级体系,并引导三方评级机构成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客观地推动我国城投债市场化、透明化、公允化;（3）城投债监管政策角度:通过增加城投债分类监管指标来监管政府隐性债务及潜在风险,倡导地方出台“化债”策略和政策支持国家战略地区发展的途径,推动落实城投债分类监管措施,完善我国的城投监管体系,促进我国金融生态的优化,从而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