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现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质量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集中反映为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瓶颈。过去四十年,中国对外贸易过度偏向成本导向型的出口扩张模式,低成本出口模式引致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的不断上涨而日趋式微。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日益掣肘中国贸易价值链跃升,中国贸易发展迫切需要耦合要素流转、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发展并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重点进行转型。现有关于基础设施和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文献多聚焦于国别经济主体层面,然而同一国别经济主体内部可能羁束于地缘地理、经济水平、文化差异等因素而呈现内部异质性。因此,本文除了直观地研究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外,将基础设施禀赋建设置于契约质量框架中,更注重考察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种类非对称及空间非对称影响,藉以探究基础设施的溢出路径及对应的政策谱系。这一研究范式更能准确把握国内基础设施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关系,为实现贸易强国、质量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新的政策思路。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对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存在种类非对称与空间非对称影响。其次,采用2006-2015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将交通、能源、信息三大经济性基础设施及其相关因素进行整体回归,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进而,将样本数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种不同区域进行分组系统GMM回归,旨在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区域出口产品质量的空间异质性影响。最后,通过基础设施与出口产品质量的门槛效应回归,揭示各类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因自身发展水平羁束而有所差异。基准回归揭示了基础设施禀赋建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引致效益与跃升路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出口产品实现质量升级作用显著,并且提升效应呈现出种类非对称性和空间非对称性的双元异质性特征,即三大经济性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异质性影响且同一种基础设施对东、中、西部的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差异。门槛回归进一步显示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门槛效应关联,特定水平下的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明显的“锁定”效应,即当基础设施由低水平跨越至中水平甚至是高水平时,地区出口产品质量会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基于要素配置、产业耦合、贸易价值链跃升范式梯度发展交通、能源、信息三大经济性基础设施,并从企业、区域、国家三个维度积极保障、发展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配套措施,共同推进内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外源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有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