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佛教中国化研究大多在宏观的历史角度下进行,很少从微观的视角来彰显宏观的过程,因而关于僧人的微观研究往往被忽视。佛教常言所谓“芥子纳入须弥山”,实则宏观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也可以全面体现在微观的僧人身上,看清僧人之于两种文化的媒介作用即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窍要所在。佛教传入中土至今已千年有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时期,比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近代的佛教革新等。唐代作为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加速形成期,是本文所选的时代背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对涉儒僧人特点的详细研究,并且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唐代涉儒僧人在唐代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第一章通过对佛教初传一直到宋代三教合一各个时代的佛教传播特点的概述,突出唐代佛教传播的特点,奠定全文的时代背景。第二章通过对文献分析法的使用,将大量僧人传记进行分析归纳,将涉儒僧人的诸多特点进行总结,为文化传播学理论框架提供内容与佐证。最后一章即以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在唐代时代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唐代涉儒僧人的诸多特点,来研究唐代涉儒僧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的媒介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恰好与宋代中国文化的形成同步,由此提出媒介技术的革新对中国文化最终形成所起的催化剂作用。本文认为,佛教中国化具体在僧人身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初次对立,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合一与二者的再次对立。其中后两个层次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编解双方在僧人身上合一即酝酿着中国化佛教,再次对立则是以编码者身份传播中国化佛教。将僧人视为“媒介”,突出僧人在两种文化中的媒介作用,是开启佛教中国化研究的一把钥匙,将视角深入到微观的僧人群体,佛教中国化的宏观过程将亦随之尽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