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劣产品投入流通领域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在中日两国都有惨重教训,日本有影响深远的森永毒奶粉事件、血友病治疗剂感染艾滋事件等,我国有引发国民广泛讨论的地沟油事件、“假药一哥”案等,这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对本国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的信赖以及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障的期待,同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在刑法上涉及罪名众多,在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认定上理论和实务均存有争议。并且,在我国《民法典》已经明确放任伪劣产品流通行为的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我国刑法并未单独讨论这一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导致放任这一行为往往被包容评价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行为之中,难以有效规制放任这一行为所造成的法益损害扩大化后果。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刑事认定问题,一方面在于防患于未然,有效治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未然犯罪;另一方面通过吸收、借鉴日本对于放任这一行为进而发生的致人死伤行为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有利于规范生产者、销售者对投入流通领域的伪劣产品消极不作为行为,避免法益侵害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发生。拟从系统化和整体化角度,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我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规定的四种具体行为模式与日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涉及的相关裁判例为主要的比较研究对象,探索目前我国刑法视角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若干行为的刑事认定问题,以明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罪与非罪及罪名界定情形;并在前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放任这一行为所侵犯新的法益之下,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案例简介并归纳争议焦点,以案例争议焦点引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涉及若干问题;第二部分是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中日两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刑事认定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部分则是通过研究得出我国目前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刑事认定上的不足之处,通过比较分析提出对于完善我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刑事认定的思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