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作为近年来的新兴事物,以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作为依托,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地发展开来。各种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层出不穷,许多新的职业岗位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等也应运而生。这些新职业的出现在方便和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以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为载体的平台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对政府的监管能力和相关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到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层面,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论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进路,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劳动关系进行类型化分析。明确典型劳动关系与非典型劳动关系的定义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最终将其归入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范畴,明确本文讨论的基本范畴。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用工的现状以及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基于各权威机构发布的相关数据及调查报告的归集和整理,剖析当前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用工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平台型企业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第三部分从劳动法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从业人员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的原因。该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现有立法情况解析,现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合理性的探讨,典型司法案例的分析比较,力图挖掘导致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域外部分国家和地区在非典型劳动保护方面的探索和分析。考察这些国家（国际组织）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梳理这些国家（国际组织）在理论上的建构,以期对我国立法之完善有所助益。第五部分集中回应了前文中阐述的问题,对提高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水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主要包括:一是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认定机制,使非典型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畴;二是对社会保障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使更多的非典型劳动者获得必要的保障;三是保障非典型劳动者接受职业培训的权利,增加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四是加强行业性工会制度建设,增强非典型劳动者集体谈判的能力;五是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非典型劳动关系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发布指导性案例,用以指导基层裁判工作,减少同案不谈判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