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过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转化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现实状况所迫。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生态环保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重工业发展为依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由此说明,环境污染的源头为重污染企业,因此,若能有效整治重污染企业的污染问题,必将使我国环境治理状况上一个台阶。但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性,需要借助政府“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我国环境保护税随之产生。环境税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在实现环保功能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冲击,环境税的遵循将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但根据“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会通过技术改进,提高资源利用率,借以“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那么环境税是否能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创新,最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如何?是企业环境治理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创新理论、“波特假说”、资源基础观、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环境税—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理,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组织冗余为调节变量,并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两个维度,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划分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维度进行研究。然后选取2016-2020年419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环境税通过绿色创新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机制,以及组织冗余在环境税与绿色创新间的调节作用,同时,还根据企业的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分组研究,以期了解环境税对国企与非国企、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差异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都能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环境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路径中,绿色工艺和绿色产品创新都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冗余在环境税与绿色工艺创新以及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相对于国企,非国企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对环境税更为敏感,相对于非制造业,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受环境税的影响更大,相对于东部地区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绩效受环境税的影响更大,而环境和社会绩效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完善环境税细则,媒体应加强监督,企业应培养环保意识,合理利用冗余资源,增强绿色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