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预算作为财政的核心,反映着政府活动范围、方向和政策,体现着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政府预算能力代表着国家汲取和使用财政资源的能力,主要表现为能否通过总额控制、配置资源和管理效率等实现公共预算的基本职能和目标,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进程。其中,总额控制涉及政府从预算编制到决算完成的整个过程,旨在对预算和决算之间进行强制性的公开比较,体现着预算的约束效力和预算目标的实现程度,对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财政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应对经济危机,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手段,不计成本地筹集财政资金发展经济,如政府投融资平台泛滥、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巨额举债投资、重复建设等,不断突破既有的预算约束,造成政府预算与决算之间出现高位偏离。经济危机过后,这种偏离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严重损害着财政预算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危及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财政和经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深化财政预算改革举措,在于规范政府预算行为和强化预算的约束力。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但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效用最大化（谋求更大的预算自由裁量权）的动机,缺乏自发遵守预算约束的内在动力。因此,“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不仅需要增强地方政府自身的预算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构建强有力的预算监督制度。我国目前虽已建立涉及法制、人大、审计、社会公众等领域的多元化财政预算监督体系,但如此宽领域的预算监督制度,是否如预期一样,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行为起到了治理作用?治理机制是怎样的?各自又具有怎样的治理特征?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强化?厘清不同监督制度背后的治理机制,识别不同监督制度对地方政府预算行为的治理特征,对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宽领域、多维度的预算监督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的预算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基于此,本文在剖析和总结新时代下中国财政预算的多元化监督制度、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从预算法治、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的维度来实证评估各制度设计的预算治理效应,探究中国财政预算多元化监督体系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特征。力图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建立完善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提供经验证据。本文遵循“制度背景（特征事实）—理论研究（治理机制）—实证研究（效应评估）—对策研究（治理建议）”的技术路线,运用实证分析等方法,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利用2015年开始施行新《预算法》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市州层面的预决算数据,构建强度DID模型来实证探究了预算法治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行为的治理效应;并从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角度,阐释了新《预算法》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预算行为。实证结果显示:新《预算法》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收入、支出预决算偏离;机制检验发现新《预算法》通过增强收入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降低了收入预决算偏离;通过促进支出预算的及时下达,约束政府年底“突击花钱”行为,降低了支出预决算偏离。新《预算法》对支出预算变动幅度影响不显著,支出预算在年初编制时质量不高、实际执行中仍存在着较大幅度调整,意味着具有总括性的新《预算法》对支出预算编制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有待加强。第二,运用省级政府层面的预决算数据,探究了人大监督对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偏离的治理效应。宪法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职责,有效的人大监督关乎着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本章通过以人代会上代表意见建议总数来量化人大监督效果,并拓展分析了人大专委会、人大常委会、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人大监督降低了地方政府收入预决算偏离和支出预决算偏离。相比预算执行环节,人大监督对地方政府预算编制偏离环节的影响更为明显;人大监督对本级政府可控的支出预决算偏离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但对收入影响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支出预算而言,人大专委会预算审查结果意见力度越弱的地区,通过增强人大代表监督力度的动机会越强;人大常委会财政监督力度越强的地区,通过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数来降低地方政府收支预决算偏离行为的动机越弱。此外,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来完善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成为加强人大监督力度的有效替代手段。第三,以省级层面政府作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国家审计对地方政府收支预决算偏离的治理影响的经验证据,并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理论上,审计建议采纳的制度完善效应、审计整改的行为纠偏效应、审计问责的震慑效应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产生矫正作用。本文重点检验了制度完善效应、行为纠偏效应和震慑效应,以及与人大权力机关构建监督合力的制度设计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国家审计显著地降低了地方政府收支预决算偏离;审计建议采纳、审计问责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收入预决算偏离,审计整改和审计问责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支出预决算偏离;借助人大监督力量,审计监督对地方政府收支预决算偏离的治理效应增强。此外,通过拓展性分析发现,新增债务和转移支付收入造成的客观偏离,会弱化审计监督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的治理作用。第四,社会监督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全省和省级预算层面的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为研究样本,基于预算公开的视角实证评估了社会监督是否降低了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行为;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监督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环节的不同作用,以及社会监督降低预决算偏离的同时是否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监督显著地降低了地方政府收入预决算偏离和支出预决算偏离;对地方政府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的执行偏离均具有显著地降低作用,对预算编制偏离的矫正效应主要存在于支出预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监督降低地方政府支出预决算偏离的治理效应,随着新闻媒体报道的增加而增强,对省本级预决算偏离的矫正效应主要体现在支出预算;此外,社会监督在矫正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本文将新时代下财政预算管理中的有益之举,如新《预算法》修订、完善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方式、创新审计监督机制、推进预算公开等,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我国多元化监督制度的预算治理效应及特征进行了系统地阐释,为进一步完善预算监督体系和提升政府预算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从拓展法律深度、增强人大代表主体履职意识、创新完善审计监督机制、提升社会监督效能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加快建立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提供改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