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无限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这种悖论有时会使得人类无视繁荣背后的危机,在尚未意识到风险来临时就已被吞噬。风险以突发性、不确定性与冲突性为主要表征,社会原有秩序被无情打破,社会共识被撕裂,甚至无法继续正常运行。而本文将要依托的新冠疫情则正是现代性社会下风险的最新社会图景。回望过去一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沉重代价,整个社会曾一度陷入停滞。前所未有的严格举措以及新冠疫情本身的严重性使得受众草木皆兵,再加上居家隔离造成的时空割裂,使得受众过度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普遍性的焦虑情绪。因此,在新冠疫情发展的每个阶段,防范“信息疫情”,稳定社会情绪都是我国防控新冠病毒之外综合防控的关键。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新闻传播的角度为普遍性的焦虑情绪寻找归因,并将研究视角放在新冠疫情期间信息环境所构建的受众风险感知程度、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焦虑情绪高低的影响关系。而由于焦虑情绪还可能由本文内容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所以本文重点不在推导影响关系是否成立,而是将焦虑情绪作为因变量,以上述的几个因素能引发焦虑为前提来研究不同的风险感知变量、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焦虑情绪高低的影响。本文共有5个假设,分别为风险感知程度、参与疫情信息讨论程度、信息过载感知度以及新媒介素养这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焦虑情绪的影响关系以及新媒介素养自变量对焦虑情绪的间接效应假设。笔者使用spss25.0对问卷星搜集到的366份有效样本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通过线性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最终结果显示:受众的风险感知程度与焦虑情绪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参与疫情信息讨论程度与焦虑情绪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信息过载感知度与焦虑情绪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新媒介素养与焦虑情绪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但可通过中介变量（参与疫情信息讨论程度）对其产生间接影响。最后,本文立足于以新冠疫情为例的重大风险事件下的信息发布与信息环境优化,从政府的信息发布、媒体的新闻报道、平台的信息过滤以及受众的适度参与方面提出了相对可行的建议,能够在类似的突发风险发生时迅速引导舆论,平复社会情绪。本文紧跟时代脉搏,立足于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来寻求信息传播新范式。研究视角虽多以新冠疫情切入,却试图与普遍性的风险事件联结,虽着眼于信息环境构建,却与社会学、心理学有相应关联,因而具有较为深刻的研究意义。为了避免风险在信息环境的催化下被建构与放大,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政府应对风险时应当确保信息公开,力求凝聚社会共识,包括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扮演好风险沟通角色等;风险发生时的信息环境构建需要平台完善分发机制,减少信息冗余,或主动设置议题来集合权威信息,需要官方媒体与非官方传播主体分别扮演好自身的信息建构角色;受众在风险情境下需要控制议题讨论的密度与活跃度,并提高信息判别与筛选能力,避免过度卷入而陷入无意识盲从与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