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历来对于北魏叛乱史的研究,多集中在王朝的后期,尤当肃宗以降的六镇起事、关陇起事为甚。对于孝文帝迁洛以前(即本文界定之北魏前期)的北魏叛乱状况,则着力鲜少。偶有涉及之处,也多为叛乱研究中的个案,如太武帝时的盖吴起义、孝文帝时的支酉起义等。有鉴于此,笔者对北魏前期叛乱史料作了一次整体梳理,辑出这107年间(386-493)共计121次叛乱事件,并以上述史料为中心,系统考察了北魏前期叛乱的总体状况,同时从中发掘出了一条伴随叛乱动态逐步演进的北魏前期政治脉络。本文研究一个较长阶段的叛乱史,而叛乱史当中透露的信息实质上是我们了解元魏建立以来相继出现何种政治矛盾的最直接映射。政治矛盾的动态发展必然引起统治集团在政策层面作出相应不断的调整与反馈,故此北魏前期百余年的叛乱史走向与其上层政治转型的脉络实为一个事物的两面,二者同条共贯、互为表里。拓跋鲜卑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初始面临的政治矛盾主要是封建皇权与部落遗风的矛盾、胡-汉矛盾、拓跋氏与治下非其“国人”的其他胡族的胡-胡矛盾。这三种矛盾与北魏前期的各种叛乱事件紧密相联、代有消长。针对这三种矛盾,北魏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动。在道武帝时期,主要采用树立威信、诛杀旧臣的策略解决部内矛盾；用设置护军、军镇等地方军管机构,以暴力威慑的策略解决胡-胡矛盾与胡-汉矛盾。第一个策略实行有效却一度遭遇波折,经明元、太武帝时期不断地调整,终以部内关系的封建式转型而使这一矛盾获得解决。第二个策略执行后汉族叛乱在较长时段内步入低潮,胡族叛乱态势则稳中有升、未获有力的控制,但它一直被继承下来直到太武帝中期的盖吴起义。盖吴起义前后是北魏调整其胡-胡统治策略的分水岭。盖吴起义中诸胡群起响应,密集的镇戍机构形同虚设的现实暴露了粗放式军管治标不治本的漏洞。起义被镇压后,北魏以编户化为中心,开始着手撤销带有羁縻色彩的护军和军镇,整改以关中为主的胡区的行政机构,将大量胡族直接纳入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体制中。太武帝这一政策的改变在文成、献文二帝时期得到继承,至孝文帝时期基本告一段落。其表现是原胡族聚居区的护军、军镇有效地减少,而代之以地方政府直辖的郡县。相应的,胡族叛乱源在盖吴起义之后虽然仍占首位,但已在数十年间,由太武帝时的七成下降到文成、献文帝时的不足四成。到孝文帝即位至迁都洛阳前的二十二年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胡族叛乱持续减少,汉族叛乱的比重相对地又开始增多至百分之六十余,这一时期重新凸显出来的胡-汉矛盾就给孝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北魏政府百年来封建化的积累,让孝文帝具备了实现更高政治理想的现实基础。他意识到简单粗暴的压迫与反压迫政治生态不可能在北魏境内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一步加速乃至完成北魏的汉化进程,通过和汉族认同度的加深,才能求得在根本上减少由胡汉矛盾表现出来的官民对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另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