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充满理性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投资者在决策时并没有想象中理性。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不仅体现在投资者身上,也存在于资本市场,而这些不合寻常的现象却无法在传统金融学中找到理论支撑。从此学界逐渐重视这些非理性现象,并认识到理性人假设不合实际。自从Akerlof（2009）[72]提出将信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非理性行为的理论基石之后,各类经济主体（企业家、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信心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且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存在不同的立场,对经济政策的感知和解读必然存在差异,从而给经济带来不同的影响。近年来,世界经济正面临新的挑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经济复苏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企业恢复生产、扩大投资的问题亟需解决。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着眼于各类经济主体信心,检验各类经济主体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比较各个经济主体信心中介效应的差异以及经济主体信心偏离度所带来的调节效应,具有较强的学术、现实意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分析,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经济主体信心中介效应、遮掩效应以及相应变量的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系统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经济主体信心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得到如下结果: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主体信心都对此存在中介效应。企业家信心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信心程度,投资者情绪代表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程度。企业家信心/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削弱企业家信心/投资者情绪而减少企业投资;较弱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振企业家信心/投资者情绪而增加企业投资。经济学家信心反映了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经济学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效应,反而表现为遮掩效应,经济学家信心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上述结果证实了在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投资者情绪→企业投资”的环节。其次,不同经济主体信心的中介效应具有差异性。尽管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过程中,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情绪都发挥了中介效应,但两者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不同。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原因可能是噪音交易者或非理性市场参与者相比较企业家而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加敏感,进而促使投资者情绪产生比企业家信心更大的波动,导致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大于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因此,决策层在出台新的经济政策时,应当考虑企业家和投资者对新政策的反应,可以通过完善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机制,搭建政企沟通平台,稳定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情绪,特别是要注意对投资者情绪的安抚。最后,企业家信心与投资者情绪的偏离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偏离度上升有助于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投资带来的负向冲击。投资者和企业家对不同的经济政策所释放的信号存在不一样的理解,当他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存在分歧时,反而能部分削弱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冲击。该结果证明了不同经济主体对经济形势判断存在的差异,也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一个调节因素。因此,经济政策当局应当注重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反应和建议,使经济政策能更容易被不同经济主体所理解,形成自身合理的判断,减少经济主体因缺乏正确引导而陷入恐慌的可能性,避免产生“羊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