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
　　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
　　邓小平是在10月7日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