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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新思维”引发“8·19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无奈地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苏联分崩离析的前奏终于响起。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观点在苏共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1989年，他将选举制度引进国会，随后修改宪法，开始削弱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作用，规定“放弃党在政治上的垄断”。正是这些“新思维”使党内原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反对派，而这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携的鲍里斯·叶利钦。
当时，沿波罗的海的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脱离苏联之意已决，戈尔巴乔大准备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把苏联由紧密联合变为松散联合，给予15个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但就在8月19日，副总统根纳季·纳亚耶夫发动了政变，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同時，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和家人一起，在黑海海滨的别墅消暑纳凉。
已与恩师戈尔巴乔夫决裂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多次到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进行演讲，号召民众反对8人委员会恢复苏联专制时期铁幕政治的企图。一时间，叶利钦成了反对这个政变集团的精神领袖。
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威胁已不再是没有多大权威的戈尔巴乔大，而是在莫斯科地区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伋具号召力的叶利钦。这时他们决定逮捕叶利钦，但这一计划最终没能成功。
戈尔巴乔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叶利钦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12月25日晚，在叶利钦的“规劝”下，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武裝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苏联国旗也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叱咤国际风云69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
戈氏只图谋保留总统职位
如何评价“8·19事件”？有人认为它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它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指出：“十几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尝试保存现行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公”并不足“8·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职位。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他实际上希望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手除掉叶利钦。因此当美国人警告戈尔巴乔夫将发生政变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在“8·19事件”10周年纪念前夕，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戈尔巴乔夫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据《莫斯科真理报》透露，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策划中的政变阴谋，不相信他们会成功，所以自己躲到疗养地疗养。对8月19日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最痛心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是他后来辞去总书记职务，建议解散苏共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原因
对于苏联的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沙赫赖——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1991年的那场事件。
沙赫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转而只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人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干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联盟的党组织，伊万·波洛玆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遭到批判的时候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谁是赢家
这些年，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谁是1991年“8·19事件”的赢家？或者说谁是“8·19事件”的输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没有统一答案。
如果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输家，那么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连俄右翼力量联盟主席涅姆佐夫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即“8·19事件”中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大都离开了俄政治舞台的前台，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的处境并不坏，帕夫洛夫是某经济团体的领导人，斯塔拉杆博采夫成了州长，亚佐夫是国防部顾问……当然他们也不能算赢家。
如果说民主派或自由派是赢家，也不正确。《明日报》主编普罗汉培夫指出，民主派当年曾说，如果叛乱分子得手，国家经济将出现灾难，国家将发生内战。实际上，自从民上派接管政权后，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下滑，国内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力衰败，1998年俄罗斯还发生了经济危机，使本来就在困境中运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至于内战，白山派政府也没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战乱和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居民的数量在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俄罗斯人口每年自然减员达100万人。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黑镜头：世纪未解之谜》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思维”引发“8·19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无奈地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苏联分崩离析的前奏终于响起。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观点在苏共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1989年，他将选举制度引进国会，随后修改宪法，开始削弱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作用，规定“放弃党在政治上的垄断”。正是这些“新思维”使党内原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反对派，而这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携的鲍里斯·叶利钦。
当时，沿波罗的海的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脱离苏联之意已决，戈尔巴乔大准备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把苏联由紧密联合变为松散联合，给予15个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但就在8月19日，副总统根纳季·纳亚耶夫发动了政变，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同時，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和家人一起，在黑海海滨的别墅消暑纳凉。
已与恩师戈尔巴乔夫决裂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多次到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进行演讲，号召民众反对8人委员会恢复苏联专制时期铁幕政治的企图。一时间，叶利钦成了反对这个政变集团的精神领袖。
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威胁已不再是没有多大权威的戈尔巴乔大，而是在莫斯科地区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伋具号召力的叶利钦。这时他们决定逮捕叶利钦，但这一计划最终没能成功。
戈尔巴乔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叶利钦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12月25日晚，在叶利钦的“规劝”下，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武裝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苏联国旗也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叱咤国际风云69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
戈氏只图谋保留总统职位
如何评价“8·19事件”？有人认为它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它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指出：“十几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尝试保存现行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公”并不足“8·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职位。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他实际上希望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手除掉叶利钦。因此当美国人警告戈尔巴乔夫将发生政变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在“8·19事件”10周年纪念前夕，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戈尔巴乔夫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据《莫斯科真理报》透露，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策划中的政变阴谋，不相信他们会成功，所以自己躲到疗养地疗养。对8月19日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最痛心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是他后来辞去总书记职务，建议解散苏共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原因
对于苏联的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沙赫赖——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1991年的那场事件。
沙赫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转而只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人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干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联盟的党组织，伊万·波洛玆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遭到批判的时候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谁是赢家
这些年，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谁是1991年“8·19事件”的赢家？或者说谁是“8·19事件”的输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没有统一答案。
如果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输家，那么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连俄右翼力量联盟主席涅姆佐夫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即“8·19事件”中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大都离开了俄政治舞台的前台，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的处境并不坏，帕夫洛夫是某经济团体的领导人，斯塔拉杆博采夫成了州长，亚佐夫是国防部顾问……当然他们也不能算赢家。
如果说民主派或自由派是赢家，也不正确。《明日报》主编普罗汉培夫指出，民主派当年曾说，如果叛乱分子得手，国家经济将出现灾难，国家将发生内战。实际上，自从民上派接管政权后，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下滑，国内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力衰败，1998年俄罗斯还发生了经济危机，使本来就在困境中运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至于内战，白山派政府也没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战乱和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居民的数量在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俄罗斯人口每年自然减员达100万人。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黑镜头：世纪未解之谜》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