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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对科学充满激情、对生活富有情趣，且机智幽默。他是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曾获得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当然有科学风采；让人感兴趣的是，他还拥有迷人的人文风采。
费曼把科学研究当作自己最好玩的游戏。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星期当中，你有多少时间做物理？”为什么无法作答？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工作，什么时候是在玩乐。他的工作，就是他最喜欢的游戏。
艺术游戏：充当芭蕾舞团乐师
1943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曼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这一年，他25岁。那里正在研究怎么制造原子弹，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曼哈顿计划”。人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消遣；业余时间连场电影都看不上，因为那里没有电影院。
于是，费曼跑到一所学校，是个男校。他发现那里有很多鼓，印第安人的桑巴鼓，是学生们搜集来的。洛斯·阿拉莫斯在新墨西哥州，有许多印第安人村落。他就开始玩这些鼓。
一天夜里，费曼走到远处的树林中，绕着一棵大树，边打鼓边起舞，眼睛望着皎洁的明月，想象着印第安人的灵感。
费曼沉浸在印第安人的诗情画意之中，却惊动了他的两位同事。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印第安人在举行盛大的庆典，便决意悄悄前往窥视。他们怕被印第安“哨兵”发现，还特意趴到地上匍匐前进。爬到近处定睛观望。原来，只有一个“印第安人”围着大树施展法术。这两个人不敢打扰，便退缩回去。
两个人各自回到自己家。两个家庭分别发生了一场争论。
妻子说：“那肯定是費曼，他喜欢打鼓。”
丈夫说：“不可能!费曼没有那个印第安人疯狂!”
你看，这就是正在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费曼。他还有更离谱的恶作剧：他发挥自己的机巧，竟然把办公室里别人的保密柜打开！他要告诉大家，就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也是“百密一疏”。
1946年10月，费曼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到纽约州康奈尔大学任数。1951年，费曼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直到1988年去世。
在加州理工学院，费曼认识了一位女编舞家，她很赏识费曼的鼓技。一天，她问费曼愿不愿意到旧金山去，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原来，这位编舞家准备搬到旧金山，为当地的一所芭蕾舞学校编舞。她想编一出完全由打击乐伴奏的舞剧。
对费曼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费曼愿意参加到这种新的经历中去，唯一的要求是，她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是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
排练时，费曼努力配合她，敲出适合剧情的鼓点。费曼后来说，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看着她的舞姿，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她的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而且是可以预期到的。费曼觉得，很容易按她的动作打出鼓点，舞蹈家对费曼的表现也非常满意。这出仅由打击乐伴奏的芭蕾舞剧，上演之后获得成功，观众很喜欢。
这是费曼充当巴蕾舞团职业乐师的一次经历。芭蕾舞团认定他有资格作配乐伴奏，还付给他报酬，你看够“酷”吧!费曼把这看成自己一生中的大成就之一。
科学游戏：揭秘航天飞机爆炸
费曼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完成了一件令世界瞩目的大事——揭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秘密。
“挑战者”号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在1986年1月28日，接近中午时分。这架航天飞机起飞后仅1分钟，便突然爆炸，七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还有一位女教师。
事件发生后，费曼被提名参加调查事故原因的总统委员会。这时他的身体已病入膏肓。费曼因患癌症，腹部已做过两次手术，癌症已扩散到骨髓，使血液粘稠、凝结。费曼的心脏病也很严重。
费曼和许多人商量，是否参加这个委员会。大家都劝他做这件事。格温内斯说得好：“如果你不参加，将有十二个人挤在一个组里，围在一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如果你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会是十一个人的一个组围在一起从一处到另一处，此时第十二个人就会跑遍现场，去检查所有不寻常的东西。也许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有，你就会找到它。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像你那样做。”
格温内斯的幽默语言，对费曼是个很贴切的描述。她的确很了解费曼。费曼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他对格温内斯说，我要自杀6个月。费曼身患不治之症，但开朗性格未改。
费曼被确认为委员会的成员，于2月5日(星期三)出席了第一次会议。2月4日，费曼访问了喷气推进实验室，以便为星期三的会议作准备。谁知第一次会议，只是个非正式的碰头会，所有的委员，只有费曼一个人开始为事件调查做实实在在的准备。
2月10日，罗杰斯召集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一位负责助推火箭O形密封圈的工程师主动来到委员会汇报情况。这个麦克唐纳工程师，在挑战者号发射前一天晚上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建议：如果气温低于12℃就不要发射。实际上，发射挑战者号时，气温仅-2℃。于是，悲剧发生了。费曼对这一信息十分敏感。他又将成为唯一的一个最主动研究问题的委员。
费曼立即想到，首先要弄清寒冷对O形圈的橡胶有何影响。然而，当时他们住在华盛顿的宾馆中，哪来的低温实验条件啊?就是这一天，费曼独自一人吃晚饭，桌上杯中的冰水给他带来了灵感：“去找一块橡胶样品，就能做实验了!”
11日大清早，费曼到五金店买了几种工具，其中有一把夹钳。
开会时，桌上摆着一件样品：O形圈密封垫。当这个样品传到费曼手中时，他决定当众做实验。
他把橡胶从模型上取下来，用夹钳夹住，使橡胶圈发生变形。本来，在室温下，松开夹钳，那橡胶圈会反弹，恢复到原来形状。费曼把橡胶浸入冰水中，这就接近了挑战者号爆炸时的气温。浸泡几秒钟后，当他松开夹钳时，橡胶圈丝毫没有反弹。这时费曼对大家说：“在零摄氏度，这种特殊材料就没有弹性了。我相信这对我们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当天晚上，费曼的实验在所有重要的电视网上播放了，第二天，又成为各大报纸的重头报道。这个简单而极具说服力的实验，迅速传遍了世界。
从2月5日出席罗杰斯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到他在委员会上表演这个小实验揭穿航天飞机爆炸原因，前后不到一个星期。一时间，费曼成了公众人物，成了一位英雄。有文章说：“公众亲眼目睹了科学是怎么回事，伟大的科学家是怎样借助双手来思考的，以及当科学家向大自然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时，她是怎样地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费曼在这几天时间内的行为，正如格温内斯所预言的一样。他是一个自行其是的角色。而且，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病人。人们为他担心，这件事对他来说，消耗太大了。可以说，冰水橡胶实验是费曼有生之年最后的一个实验；可以说，冰水橡胶实验是费曼一生之中最精彩的实验之一。仅仅再过大约两年，1988年2月15日，颇具特色的杰出物理学家费曼与世长辞，享年70岁。
费曼是物理学教授，一个科学上的探险家；但他又是极其个性化的人。他是业余的打击乐手、业余的画家，更是个无时不在的逗趣者、幽默家。他从小就是这么个“复合型”的人。小时候他就拿不定，将来是做科学家，还是当个喜剧演员。最后，费曼成了著名的幽默科学家，成了科学家兼喜剧演员。其实，幽默大师与科学大师，在素养上是相通的：幽默就是将话锋突然掉转方向；科学革命就是打破常规的逆向思维。科学是一种智慧，幽默同样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科学大师都是幽默大师，他们是喜欢做思维游戏的人。
费曼用饭店里的冰水做实验，揭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原因。他像是在做游戏。我们听见他的这个故事，也觉得他是在做游戏。费曼是幸福的，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就是他的游戏。
人类的创造游戏
在美学的历史上，康德和席勒持自由论的游戏论。自由是游戏的最显著特征。游戏，是有“主观内在目的”的生命活动，因此是自由活动；劳动，是以谋求外物为目的的活动，因此，是不自由的活动。董虫草先生说：“对于具有谋生与游戏双重需要的正常人来说，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艺术活动同样如此。”
德国剧作家、美学家席勒把“自由活动”的游戏分成两类——“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自然的游戏，是感性生物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人的游戏。审美活动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席勒把审美自由活动称为审美的游戏。
好奇、爱美、游戏，是人的天性。把这些天性结合起来，就出现了审美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创造性游戲”。“创造性游戏”有别于“自然的游戏”，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好奇、爱美、游戏、创造，是人类的宝贵天性。艺术的游戏、科学的游戏，都是审美的游戏。
怎样看待科学家与艺术家之异同？我们需要区分科学的不同阶段，需要把“制定中的”科学与“现存的”科学区分开来。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把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相区别，他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明的工具。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保证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条道路能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为此，必须从远处了望目标，教导我们了望的本领是直觉。”彭加勒说的“远处”，也就是“距离”。科学在“制定的”阶段，科学家“从远处了望目标”。这与诗人“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何其相似！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深刻指出：“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爱因斯坦曾经把“制定中的科学”与“现存的和完成的科学”加以明确区分，他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所以，科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在“作出发现”的时刻，科学家丢掉的是成见，保留的是情感，获得的是清晰的“直觉”。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他们抛开实用观点，又与对象保持情感上的切身联系。实际上，科学家的游戏,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种“审美的游戏”。从根本上说，艺术的游戏、科学的游戏，都是审美的游戏。这时，科学家是科学艺术家，是科学诗人。科学家的人生，可以是艺术化的人生、情趣化的人生、诗意的人生。
贝弗里奇曾经问弗莱明爵士，你怎样看待科学研究？弗莱明说，我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做游戏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弗莱明相信，作出最初的发现的，正是做游戏的人；而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作出最初的发现的，都是不循规蹈矩的做游戏的人，他们“尊重”“理性铸成的成见”，但不被它所束缚。爱因斯坦在自传中批判了牛顿的概念之后，怀着尊敬和歉疚的心情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这是爱因斯坦版的“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
最后，还要补充几句：费曼究竟是何许人也？
世纪之交，各国物理学家评选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十位物理学家”，费曼名列其中。他与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坐”在一起。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我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当代的科学巨匠，如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朱棣文的科学英雄名单中，有费曼的名字。
这就是那个一生做着游戏的幽默、快乐的费曼。有人说，费曼“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私生活中，好像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场非常好玩的游戏”。费曼享用的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因为他的职业劳动，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弗莱明、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人。
费曼给我们的启示是，你须选择好自己的游戏。
（作者单位：科技日报社）
费曼把科学研究当作自己最好玩的游戏。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星期当中，你有多少时间做物理？”为什么无法作答？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工作，什么时候是在玩乐。他的工作，就是他最喜欢的游戏。
艺术游戏：充当芭蕾舞团乐师
1943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曼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这一年，他25岁。那里正在研究怎么制造原子弹，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曼哈顿计划”。人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消遣；业余时间连场电影都看不上，因为那里没有电影院。
于是，费曼跑到一所学校，是个男校。他发现那里有很多鼓，印第安人的桑巴鼓，是学生们搜集来的。洛斯·阿拉莫斯在新墨西哥州，有许多印第安人村落。他就开始玩这些鼓。
一天夜里，费曼走到远处的树林中，绕着一棵大树，边打鼓边起舞，眼睛望着皎洁的明月，想象着印第安人的灵感。
费曼沉浸在印第安人的诗情画意之中，却惊动了他的两位同事。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印第安人在举行盛大的庆典，便决意悄悄前往窥视。他们怕被印第安“哨兵”发现，还特意趴到地上匍匐前进。爬到近处定睛观望。原来，只有一个“印第安人”围着大树施展法术。这两个人不敢打扰，便退缩回去。
两个人各自回到自己家。两个家庭分别发生了一场争论。
妻子说：“那肯定是費曼，他喜欢打鼓。”
丈夫说：“不可能!费曼没有那个印第安人疯狂!”
你看，这就是正在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费曼。他还有更离谱的恶作剧：他发挥自己的机巧，竟然把办公室里别人的保密柜打开！他要告诉大家，就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也是“百密一疏”。
1946年10月，费曼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到纽约州康奈尔大学任数。1951年，费曼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直到1988年去世。
在加州理工学院，费曼认识了一位女编舞家，她很赏识费曼的鼓技。一天，她问费曼愿不愿意到旧金山去，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原来，这位编舞家准备搬到旧金山，为当地的一所芭蕾舞学校编舞。她想编一出完全由打击乐伴奏的舞剧。
对费曼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费曼愿意参加到这种新的经历中去，唯一的要求是，她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是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
排练时，费曼努力配合她，敲出适合剧情的鼓点。费曼后来说，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看着她的舞姿，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她的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而且是可以预期到的。费曼觉得，很容易按她的动作打出鼓点，舞蹈家对费曼的表现也非常满意。这出仅由打击乐伴奏的芭蕾舞剧，上演之后获得成功，观众很喜欢。
这是费曼充当巴蕾舞团职业乐师的一次经历。芭蕾舞团认定他有资格作配乐伴奏，还付给他报酬，你看够“酷”吧!费曼把这看成自己一生中的大成就之一。
科学游戏：揭秘航天飞机爆炸
费曼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完成了一件令世界瞩目的大事——揭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秘密。
“挑战者”号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在1986年1月28日，接近中午时分。这架航天飞机起飞后仅1分钟，便突然爆炸，七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还有一位女教师。
事件发生后，费曼被提名参加调查事故原因的总统委员会。这时他的身体已病入膏肓。费曼因患癌症，腹部已做过两次手术，癌症已扩散到骨髓，使血液粘稠、凝结。费曼的心脏病也很严重。
费曼和许多人商量，是否参加这个委员会。大家都劝他做这件事。格温内斯说得好：“如果你不参加，将有十二个人挤在一个组里，围在一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如果你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会是十一个人的一个组围在一起从一处到另一处，此时第十二个人就会跑遍现场，去检查所有不寻常的东西。也许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有，你就会找到它。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像你那样做。”
格温内斯的幽默语言，对费曼是个很贴切的描述。她的确很了解费曼。费曼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他对格温内斯说，我要自杀6个月。费曼身患不治之症，但开朗性格未改。
费曼被确认为委员会的成员，于2月5日(星期三)出席了第一次会议。2月4日，费曼访问了喷气推进实验室，以便为星期三的会议作准备。谁知第一次会议，只是个非正式的碰头会，所有的委员，只有费曼一个人开始为事件调查做实实在在的准备。
2月10日，罗杰斯召集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一位负责助推火箭O形密封圈的工程师主动来到委员会汇报情况。这个麦克唐纳工程师，在挑战者号发射前一天晚上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建议：如果气温低于12℃就不要发射。实际上，发射挑战者号时，气温仅-2℃。于是，悲剧发生了。费曼对这一信息十分敏感。他又将成为唯一的一个最主动研究问题的委员。
费曼立即想到，首先要弄清寒冷对O形圈的橡胶有何影响。然而，当时他们住在华盛顿的宾馆中，哪来的低温实验条件啊?就是这一天，费曼独自一人吃晚饭，桌上杯中的冰水给他带来了灵感：“去找一块橡胶样品，就能做实验了!”
11日大清早，费曼到五金店买了几种工具，其中有一把夹钳。
开会时，桌上摆着一件样品：O形圈密封垫。当这个样品传到费曼手中时，他决定当众做实验。
他把橡胶从模型上取下来，用夹钳夹住，使橡胶圈发生变形。本来，在室温下，松开夹钳，那橡胶圈会反弹，恢复到原来形状。费曼把橡胶浸入冰水中，这就接近了挑战者号爆炸时的气温。浸泡几秒钟后，当他松开夹钳时，橡胶圈丝毫没有反弹。这时费曼对大家说：“在零摄氏度，这种特殊材料就没有弹性了。我相信这对我们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当天晚上，费曼的实验在所有重要的电视网上播放了，第二天，又成为各大报纸的重头报道。这个简单而极具说服力的实验，迅速传遍了世界。
从2月5日出席罗杰斯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到他在委员会上表演这个小实验揭穿航天飞机爆炸原因，前后不到一个星期。一时间，费曼成了公众人物，成了一位英雄。有文章说：“公众亲眼目睹了科学是怎么回事，伟大的科学家是怎样借助双手来思考的，以及当科学家向大自然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时，她是怎样地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费曼在这几天时间内的行为，正如格温内斯所预言的一样。他是一个自行其是的角色。而且，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病人。人们为他担心，这件事对他来说，消耗太大了。可以说，冰水橡胶实验是费曼有生之年最后的一个实验；可以说，冰水橡胶实验是费曼一生之中最精彩的实验之一。仅仅再过大约两年，1988年2月15日，颇具特色的杰出物理学家费曼与世长辞，享年70岁。
费曼是物理学教授，一个科学上的探险家；但他又是极其个性化的人。他是业余的打击乐手、业余的画家，更是个无时不在的逗趣者、幽默家。他从小就是这么个“复合型”的人。小时候他就拿不定，将来是做科学家，还是当个喜剧演员。最后，费曼成了著名的幽默科学家，成了科学家兼喜剧演员。其实，幽默大师与科学大师，在素养上是相通的：幽默就是将话锋突然掉转方向；科学革命就是打破常规的逆向思维。科学是一种智慧，幽默同样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科学大师都是幽默大师，他们是喜欢做思维游戏的人。
费曼用饭店里的冰水做实验，揭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原因。他像是在做游戏。我们听见他的这个故事，也觉得他是在做游戏。费曼是幸福的，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就是他的游戏。
人类的创造游戏
在美学的历史上，康德和席勒持自由论的游戏论。自由是游戏的最显著特征。游戏，是有“主观内在目的”的生命活动，因此是自由活动；劳动，是以谋求外物为目的的活动，因此，是不自由的活动。董虫草先生说：“对于具有谋生与游戏双重需要的正常人来说，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的活动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艺术活动同样如此。”
德国剧作家、美学家席勒把“自由活动”的游戏分成两类——“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自然的游戏，是感性生物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人的游戏。审美活动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席勒把审美自由活动称为审美的游戏。
好奇、爱美、游戏，是人的天性。把这些天性结合起来，就出现了审美的游戏。审美的游戏是“创造性游戲”。“创造性游戏”有别于“自然的游戏”，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好奇、爱美、游戏、创造，是人类的宝贵天性。艺术的游戏、科学的游戏，都是审美的游戏。
怎样看待科学家与艺术家之异同？我们需要区分科学的不同阶段，需要把“制定中的”科学与“现存的”科学区分开来。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把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相区别，他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明的工具。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保证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条道路能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为此，必须从远处了望目标，教导我们了望的本领是直觉。”彭加勒说的“远处”，也就是“距离”。科学在“制定的”阶段，科学家“从远处了望目标”。这与诗人“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何其相似！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深刻指出：“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爱因斯坦曾经把“制定中的科学”与“现存的和完成的科学”加以明确区分，他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所以，科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在“作出发现”的时刻，科学家丢掉的是成见，保留的是情感，获得的是清晰的“直觉”。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他们抛开实用观点，又与对象保持情感上的切身联系。实际上，科学家的游戏,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种“审美的游戏”。从根本上说，艺术的游戏、科学的游戏，都是审美的游戏。这时，科学家是科学艺术家，是科学诗人。科学家的人生，可以是艺术化的人生、情趣化的人生、诗意的人生。
贝弗里奇曾经问弗莱明爵士，你怎样看待科学研究？弗莱明说，我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做游戏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弗莱明相信，作出最初的发现的，正是做游戏的人；而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作出最初的发现的，都是不循规蹈矩的做游戏的人，他们“尊重”“理性铸成的成见”，但不被它所束缚。爱因斯坦在自传中批判了牛顿的概念之后，怀着尊敬和歉疚的心情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这是爱因斯坦版的“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
最后，还要补充几句：费曼究竟是何许人也？
世纪之交，各国物理学家评选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十位物理学家”，费曼名列其中。他与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坐”在一起。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我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当代的科学巨匠，如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朱棣文的科学英雄名单中，有费曼的名字。
这就是那个一生做着游戏的幽默、快乐的费曼。有人说，费曼“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私生活中，好像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场非常好玩的游戏”。费曼享用的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因为他的职业劳动，兼具游戏性和劳动性。弗莱明、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人。
费曼给我们的启示是，你须选择好自己的游戏。
（作者单位：科技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