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亡命日本的十年里，郭沫若在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而卓越的成就，一跃为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几年时间里，郭沫若专注于书斋生活，社会活动很少，他所踏足的学术领域，需要的是与世事尘嚣保持距离的心境。内心的平静、淡泊并不意味着郭沫若从现实生活中完全退隐，事实上他的意志并未消沉。在回国前夜，他预想到不久将投身于抗日洪流，遂于枕上吟成了下面这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骨子里是执着于现实的，郭沫若也是如此，他不会甘心于长期的书斋生活，即便没有“七七事变”，郭沫若的归国也是迟早之事。首联“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投笔”即“投笔从戎”，“请缨”比喻主动请求担当重任，“别妇抛雏”是指离别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子女。这两句是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又到了我投笔从戎的时候了，这次我决心割断与妻儿藕断丝连之情，奔赴抗战前线，为国效力。“又当”二字表明作者曾有过投笔从戎的经历，1915年，青年郭沫若就曾立誓“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1926年，诗人参加了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此时此刻，祖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热血男儿，是时候放下笔杆，走出书斋，奔赴沙场，保家卫国了。此联读来不仅让人耸然动容，即将远离妻儿，投身抗战，生死未卜，前途难料，这一次的离别之后，相见不知在何时？一面是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一面是骨肉亲情难以割舍，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和共同哺育成长的孩子，临别抉择带来的痛苦自是不难想象。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心里，民族大义始终是占上风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十年来过着寄人篱下、背井离乡的日子，这就是颔联中“去国十年余泪血”之所指。“登舟三宿见旌旗”指的是从神户坐船去上海需要三昼夜，而诗人一朝回国，眼见到处飘扬抗日的旌旗，从“余泪血”到“见旌旗”，情感从忧愤到昂扬，流转自然。诗人响应祖国的召唤，渴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的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颈联“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中，诗人的情感得到进一步的抒发，爱国热忱喷薄而出。这是用血和泪赋成的诗，“哭吐精诚”不仅是为祖国人民的多灾多难痛心不已，同时与家人的生离死别也让诗人倍感痛楚。如若不是战争，诗人大可携眷属归国，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危，诗人又不得不承受与妻儿离散的痛苦，诗人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溢于言表，感人至深。同时这两句诗也是全诗情感的高潮所在，点明了题旨：为了救国抗日，诗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及一切，只要自己的尸骨能埋在神州大地上，便视为莫大的欣慰和荣耀。
　　“蹈厉”形容舞时动作的威武，后比喻奋发有为，意气昂扬。尾联“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表达了诗人的热切期盼，他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一致对外。在青年时期，郭沫若写过七律《哀的美顿书已西》，要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当头一棒”，希望人们不要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如今，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诗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年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这几句话是此诗的最好注解，从个人的情感抒发到号召全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与诗人1915年作成的七律《哀的美顿书已西》对比，此诗的境界更为高远，爱国主义精神已经不单单体现为个人的热血行动，更是上升到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高度。要知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个人的荣辱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和平安定，个人小家庭的幸福也不会长久。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苟活一时，是懦夫的选择；勇往直前，方显男儿本色。诗人果决地舍“小家”，为“大家”，毅然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总之，这首七律凝聚了诗人血与泪的情感，抒发了诗人投身抗战的决心，最明显的特色是直抒胸臆，情感激荡而又流露得自然妥帖。句式工整，风格雄浑，读后使人精神振奋，确是郭沫若旧体诗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陈静，现供职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