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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权力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资源为子好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吗？
家庭背景不同，找工作冷暖不均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2005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出色的表现，他进入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在家里人看来，能留在省城相当不错。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合同，没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相比之下，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毕业半年后，那位同学很快就结了婚，并且成了有房有车一族。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能力有差别，而是家庭背景不同。“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市电视台的领导。”对此，曲文的另-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现在曲文在一家网站工作，这是他毕业两年多来的第三份工作，离开电视台后，他曾就职于一家私营的广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1700元左右，在南京仅够维持生活。“我们家几代贫农，亲戚朋友都是种地的。”曲文说，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实际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大四时更想去考研。但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曲文最终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曾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在进入高校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源。“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实际工作中。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力明显降低
与曲文来自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院系学习，毕业后，何超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当曲文还满心羡慕电视台“台聘”人员的稳定和待遇时，何超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没有扎堆投简历，而是悄悄去了一场该台组织的有“部分人员”参加的“第二次考试”。后来，当天参加考试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台聘”人员。
工作定了之后，何超对那次考试和工作的具体去向一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同学问起，何超只说自己是“台聘”，而且“好就好在朝九晚五，非常安逸。在电视台，这样的情况很少。”
事实上，据他的一个同学透露，他们那一批“台聘”的，“干不来活，没有频道愿意要。”只听说何超在各个栏目之间游走了一年都没人“接收”，最后被“分配”到一个没有年轻人，只有50岁以上者才去的“养老的地方”。
那批“台聘人员”中同样“不得志”的还有张琳。她是研究生学历，在没有其他部门愿意接收的情况下，被“安插”到了一个以艰苦著称的栏目。一位在该栏目工作过的人撇撇嘴说：“分到那里去了，惨吧!”和她共事的，大多是外聘的兼职人员，人员流动性极大。
说腻了工作的“愉快”，何超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埋怨，说工作不是他的兴趣。在几次全台出动的大型活动中，借调他帮忙时，总会多多少少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尽管小何总强调是别人不对。何超很怀念以前凭自己的实力，在感兴趣的媒体实习的经历。他说，在那里，自己能找到一些被“尊重”的感觉。
“在实际工作中，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学识和能力方面，人情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明显在降低。”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岳昌君说。
岳昌君指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县一级体现得很明显，在大城市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他在调查中发现，学历层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越弱。而在实际工作中，内在能力才是决定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有社会关系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有社会关系总比没有强，你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王丽说。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王丽，从大三起，就开始考虑留京工作问题。在她的求职计划里，托人是必要的。大四，她托一个朋友在某电视台的知名栏目找到-个实习机会。
王丽希望托人到此为止。只有介绍她进栏目组的人知道她的来路。在实习期间，她和其他实习生一起，认真努力地工作着。在王丽的计划里，到了大四下半年，有了一定的实习基础，学到东西后，可以参加这家电视台的招聘考试，“不行，再找找人吧”，她盘算着。她可以找她的伯父，他是一位部级干部。
还没等到考试，机会来了。栏目组的一个女孩要回家乡去，一个“干杂活”的职位空了下来。因为她在这个栏目组工作踏实，人缘又好，栏目组的领导考虑让王丽留下来。这个职位没有编制，没有保障，和几个月后的“可能台聘”比起来天差地别，但这是一份凭自己实习努力和其他学生公平竞争得来的机会，王丽想留下来。而且，她的父母也强烈赞成她接受那份工作：“这是你凭自己的本事找的工作，你好好干，总会有发展的。找关系也能进去，但多半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但王丽最终没有留在电视台。她说：“当时就是要强吧。我想一定要凭自己找到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接下来那些天，王丽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从婚介网站到不知名的小公司，都尽力尝试。甚至有一次，为了争取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稳定”职位，她和几个应聘的女孩一起，比拼谁更能喝酒--因为领导说，谁能喝就用谁。
那晚，她喝了“很多劣质白酒”，回到宿舍的时候全身红肿，送往医院，医生诊断“酒精中毒”。酒醒后，王丽抱着朋友嚎啕大哭，觉得自己好凄凉。
后来伯父知道了王丽拼酒的事，教训她不疼爱自己的身体。“一个北京户口而已，没必要这样。”
但王丽坚持认为，自己找的工作和托人找的不一样。没几天，她又去四处求职。
最终，她去了一家网络媒体，并解决了户口问题。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伯父是谁，她依然工作得很忙碌、很辛苦。
王丽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那里，她的父亲是某电视台的领导，母亲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男友家庭背景则“显赫得多”。王丽开玩笑说，要是回去，“基本上是当少奶奶养起来”。
“太简单了，回家，真的太简单了。”王丽说，“只有这两年在外面的经历，都是自己的。哪怕有一天真要回去了，这两年我曾努力过。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
家庭背景不同，找工作冷暖不均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2005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出色的表现，他进入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在家里人看来，能留在省城相当不错。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合同，没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相比之下，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毕业半年后，那位同学很快就结了婚，并且成了有房有车一族。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能力有差别，而是家庭背景不同。“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市电视台的领导。”对此，曲文的另-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现在曲文在一家网站工作，这是他毕业两年多来的第三份工作，离开电视台后，他曾就职于一家私营的广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1700元左右，在南京仅够维持生活。“我们家几代贫农，亲戚朋友都是种地的。”曲文说，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实际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大四时更想去考研。但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曲文最终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曾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在进入高校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源。“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实际工作中。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力明显降低
与曲文来自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院系学习，毕业后，何超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当曲文还满心羡慕电视台“台聘”人员的稳定和待遇时，何超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没有扎堆投简历，而是悄悄去了一场该台组织的有“部分人员”参加的“第二次考试”。后来，当天参加考试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台聘”人员。
工作定了之后，何超对那次考试和工作的具体去向一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同学问起，何超只说自己是“台聘”，而且“好就好在朝九晚五，非常安逸。在电视台，这样的情况很少。”
事实上，据他的一个同学透露，他们那一批“台聘”的，“干不来活，没有频道愿意要。”只听说何超在各个栏目之间游走了一年都没人“接收”，最后被“分配”到一个没有年轻人，只有50岁以上者才去的“养老的地方”。
那批“台聘人员”中同样“不得志”的还有张琳。她是研究生学历，在没有其他部门愿意接收的情况下，被“安插”到了一个以艰苦著称的栏目。一位在该栏目工作过的人撇撇嘴说：“分到那里去了，惨吧!”和她共事的，大多是外聘的兼职人员，人员流动性极大。
说腻了工作的“愉快”，何超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埋怨，说工作不是他的兴趣。在几次全台出动的大型活动中，借调他帮忙时，总会多多少少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尽管小何总强调是别人不对。何超很怀念以前凭自己的实力，在感兴趣的媒体实习的经历。他说，在那里，自己能找到一些被“尊重”的感觉。
“在实际工作中，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学识和能力方面，人情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明显在降低。”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岳昌君说。
岳昌君指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县一级体现得很明显，在大城市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他在调查中发现，学历层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越弱。而在实际工作中，内在能力才是决定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有社会关系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有社会关系总比没有强，你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王丽说。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王丽，从大三起，就开始考虑留京工作问题。在她的求职计划里，托人是必要的。大四，她托一个朋友在某电视台的知名栏目找到-个实习机会。
王丽希望托人到此为止。只有介绍她进栏目组的人知道她的来路。在实习期间，她和其他实习生一起，认真努力地工作着。在王丽的计划里，到了大四下半年，有了一定的实习基础，学到东西后，可以参加这家电视台的招聘考试，“不行，再找找人吧”，她盘算着。她可以找她的伯父，他是一位部级干部。
还没等到考试，机会来了。栏目组的一个女孩要回家乡去，一个“干杂活”的职位空了下来。因为她在这个栏目组工作踏实，人缘又好，栏目组的领导考虑让王丽留下来。这个职位没有编制，没有保障，和几个月后的“可能台聘”比起来天差地别，但这是一份凭自己实习努力和其他学生公平竞争得来的机会，王丽想留下来。而且，她的父母也强烈赞成她接受那份工作：“这是你凭自己的本事找的工作，你好好干，总会有发展的。找关系也能进去，但多半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但王丽最终没有留在电视台。她说：“当时就是要强吧。我想一定要凭自己找到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接下来那些天，王丽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从婚介网站到不知名的小公司，都尽力尝试。甚至有一次，为了争取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稳定”职位，她和几个应聘的女孩一起，比拼谁更能喝酒--因为领导说，谁能喝就用谁。
那晚，她喝了“很多劣质白酒”，回到宿舍的时候全身红肿，送往医院，医生诊断“酒精中毒”。酒醒后，王丽抱着朋友嚎啕大哭，觉得自己好凄凉。
后来伯父知道了王丽拼酒的事，教训她不疼爱自己的身体。“一个北京户口而已，没必要这样。”
但王丽坚持认为，自己找的工作和托人找的不一样。没几天，她又去四处求职。
最终，她去了一家网络媒体，并解决了户口问题。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伯父是谁，她依然工作得很忙碌、很辛苦。
王丽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那里，她的父亲是某电视台的领导，母亲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男友家庭背景则“显赫得多”。王丽开玩笑说，要是回去，“基本上是当少奶奶养起来”。
“太简单了，回家，真的太简单了。”王丽说，“只有这两年在外面的经历，都是自己的。哪怕有一天真要回去了，这两年我曾努力过。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