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家统计局4月13日陆续公布一季度宏观数据，引起了全球的关注。GDP连续五季回落，这究竟是经济反弹的预兆还是“硬着陆”的信号？
近日就上述问题，本刊专访了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他依据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变动关系，解读了雷曼危机后中国经济周期的规律，并对未来经济走向进行了预测：中国经济正处于滞胀期的尾端，二季度经济增速将触底反弹，后半年则会步入复苏期。
关志雄曾为日本大藏省外汇等审议会专门委员和内阁府关于“日本21世纪展望”专门调查会委员。
过去数年，他曾准确预测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中国资产价格波幅等中国经济议题，其观点备受中日产业经济界人士关注。
二季度触底反弹
《财经》：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1％，创近三年来新低，但相比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7.5％的年度GDP增长目标来说，仍是一个较高数据，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
关志雄：一些学者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对此我并不担心，一季度数据意味着经济将进入谷低，伴随着宽松政策的发酵，二季度经济会触底反弹，三四季度则有望步入复苏期。
《财经》：根据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周期？
关志雄：我的研究表明，通胀率一般滞后经济增长率三个季度。当增长率回升，通胀率也会随之上升；反过来当增长率下降，通胀率也会随之下降。我将中国经济分为四个周期(图1)：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滞胀期，依据这一周期规律来看雷曼危机后的中国，设定2008年四季度－2012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长率（9.3％）和平均通胀率（2.8％）为基准值，2008年四季度后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的衰退期；2009年三季度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复苏期；2010年二季度则进入“高增长、高通胀”的过热期；由于当局的货币政策从宽松调整为紧缩，受此影响，增长率开始降低。2011年三季度进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经济周期按逆时针方向循环往复(图2)。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滞胀期尾端，预计二季度将重返衰退期。随着货币政策持续放松，下半年十八大召开，经济将逐步进入回升通道。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1981年-2011年），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平均达到11.3％，比全期高出1.2个百分点，这被称为“政治景气循环”。这点与美国很相似，美国四年一次总统大选，1976年－2011年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在2.9％，但在这一期间内总统选举年份的均值是3.4％。形成“政治景气循环”的具体原因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我的理解是，党代会是展示经济发展成就的绝好机会，所以在党代会召开之年，采取扩张性政策来促增长，并希望由此提高国民支持率的愿望会特别强烈。可以预见，二季度央行将放松货币供应量，加之通胀率比较低，央行没有保增长与防通胀的“两难”隐忧，放松货币更加安心。
此外，党代会也是党和政府人事变动的季节，地方干部希望通过其管辖地区的良好政绩来提高步步高升的机会。与日本地方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的自由度比较高，并有独自的财源，这与经济增长率联动起来看，换届年往往是经济高增长期。因此，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将重拾增长动能。
《财经》：今年正值中美换届选举年重叠，这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关志雄：中国五年一周期，美国四年一周期，每20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高峰期将重叠。上一次重叠在1992年。那一年，中国GDP增长高达14.2％，但由于当时中国GDP总量还不及美国的10％， 因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两国高峰期重叠，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复苏的可能性相当大。
《财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并没有你这样乐观。他们认为世界经济仍将疲弱不堪。疲软的外部环境将持续影响中国出口。剔除价格因素，当前实际出口增速已经是零增长。你预计今年出口是否会出现负增长？
关志雄：海外因素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其作用往往被夸大了。表面上，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值很高，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中国对外贸易以加工为主，出口与进口之间的联动性较高，出口放慢的同时进口也随之放慢，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低作用有限。
与雷曼经济危机前后相比，危机时，中国出口(同比)一度下跌25％，而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减速幅度并不大，美国延长了财政刺激政策，欧洲央行也推出了LTRO向市场注资逾1万亿欧元。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上升了0.8％，这意味着美国一季度销售仍将持续拉动经济复苏。如果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话，2012年中国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重点不在海外，而在国内。
存准率再调两三次
《财经》：如果主要是国内因素，那么你对宏观操作有何建议？
关志雄：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非常关键。3月新增贷款1.01万亿元，弥补了1月新增贷款7381亿元，2月7107亿元的信贷投放的不足，使得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总额达到2.46万亿元。显示“两会”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放松不断加码，且效果有所显现。
中国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提升广义货币的增速。相较利率操作，我认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加有效。按照泰勒规则，通胀率每增加1％，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1.5％，但是，根据我的计算，中国仅提高了0.11％。虽然加息对市场心理预期会有所影响，但因为增幅很小，所以宏观经济效果微弱。实际上，在通胀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当局虽然小幅调高利率，但实际利率不但未上升反而下降。央行自去年12月开始已经两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我认为还有下调空间。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为20.5％，仍处历史较高水平。
《财经》：自4月16日起，中国央行加大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波动区间。这是否意味着汇率管制的放松？
关志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中间价的上下0.5％扩大至上下1％，加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减小，意味着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趋势可能基本结束，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双向波动增强将成定局。
我认为， 当局在决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乃至其上升速度时，更重视物价走势。具体来说，就是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加速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而当通货膨胀减缓时，就抑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速度。
比较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率，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在当局通过改变汇率来稳定物价的意图影响下，通货膨胀率越高，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速度也越快。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于2011年7月达到顶峰的6.5％后转为下降趋势，2012年3月降至3.6％。与此相对应，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率（同比，当月平均）也于2011年8月的5.9％见顶，2012年3月下降至4.1％。预计当前通货膨胀将继续下降，因此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速度也将进一步放慢。
中国现行的管理浮动汇率制终究只是过渡期的措施，最终还是会被自由浮动汇率所替代，建议中国吸取日本的教训，应该准备好向完全浮动汇率制过渡的路线图。
国内版“雁阵模式”、FTA和ODA
《财经》：扩大内需是支持今年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偏低，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你认为中国消费多次启而不动的原因是什么？
关志雄：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左右，比上世纪80年代的50％还低，而美国在雷曼危机以前是70％，中国只有美国的一半，显然中国消费不足，美国消费过剩。那么，如何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尽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至关重要，但我更想强调，收入分配不均才是最根本因素。
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收入越来越向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集中，这是整体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要改变此种局面，只有改变所得差距，“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双管齐下，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共同调节。
《财经》：根据日本的经验，如何调整收入分配？
关志雄：我认为中国目前有三个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城乡间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有利于扩大消费。一是国内版的“雁阵模式”，随着先发区域向后发区域的产业转移，资金、人力等纷纷从沿海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西高东低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现；第二是国内版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虽然阻碍人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尚待改善，物力和财力(资金)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已经日渐形成；第三是中国国内版的ODA（官方发展援助），即区域间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交付税制度的建立。
中国这三个趋势在过去几年已越来越明显。我最近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内陆出口增长率比沿海要高，而且高出很多。与此相对应，内陆的经济增长率也比沿海高；同时内陆的消费也有所提高。这个倾向对扩大内需——尤其消费来说是一个好趋势。
《财经》：中国政府采取的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等政策，对提振消费发挥了作用。但是，上述刺激消费的政策将在2012年底前陆续到期。后续政策正在酝酿，你怎么看？
关志雄：家电下乡等措施是一种结构性刺激政策，容易对经济造成扭曲，形成行业苦乐不均。政府无需参与具体行业的消费选择，而应增加居民收入，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自行选择。宏观问题要用宏观手段来解决，我认为减税是最好的办法。
近日就上述问题，本刊专访了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他依据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变动关系，解读了雷曼危机后中国经济周期的规律，并对未来经济走向进行了预测：中国经济正处于滞胀期的尾端，二季度经济增速将触底反弹，后半年则会步入复苏期。
关志雄曾为日本大藏省外汇等审议会专门委员和内阁府关于“日本21世纪展望”专门调查会委员。
过去数年，他曾准确预测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中国资产价格波幅等中国经济议题，其观点备受中日产业经济界人士关注。
二季度触底反弹
《财经》：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1％，创近三年来新低，但相比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7.5％的年度GDP增长目标来说，仍是一个较高数据，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
关志雄：一些学者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对此我并不担心，一季度数据意味着经济将进入谷低，伴随着宽松政策的发酵，二季度经济会触底反弹，三四季度则有望步入复苏期。
《财经》：根据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周期？
关志雄：我的研究表明，通胀率一般滞后经济增长率三个季度。当增长率回升，通胀率也会随之上升；反过来当增长率下降，通胀率也会随之下降。我将中国经济分为四个周期(图1)：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滞胀期，依据这一周期规律来看雷曼危机后的中国，设定2008年四季度－2012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长率（9.3％）和平均通胀率（2.8％）为基准值，2008年四季度后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的衰退期；2009年三季度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复苏期；2010年二季度则进入“高增长、高通胀”的过热期；由于当局的货币政策从宽松调整为紧缩，受此影响，增长率开始降低。2011年三季度进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经济周期按逆时针方向循环往复(图2)。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滞胀期尾端，预计二季度将重返衰退期。随着货币政策持续放松，下半年十八大召开，经济将逐步进入回升通道。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1981年-2011年），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平均达到11.3％，比全期高出1.2个百分点，这被称为“政治景气循环”。这点与美国很相似，美国四年一次总统大选，1976年－2011年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在2.9％，但在这一期间内总统选举年份的均值是3.4％。形成“政治景气循环”的具体原因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我的理解是，党代会是展示经济发展成就的绝好机会，所以在党代会召开之年，采取扩张性政策来促增长，并希望由此提高国民支持率的愿望会特别强烈。可以预见，二季度央行将放松货币供应量，加之通胀率比较低，央行没有保增长与防通胀的“两难”隐忧，放松货币更加安心。
此外，党代会也是党和政府人事变动的季节，地方干部希望通过其管辖地区的良好政绩来提高步步高升的机会。与日本地方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的自由度比较高，并有独自的财源，这与经济增长率联动起来看，换届年往往是经济高增长期。因此，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将重拾增长动能。
《财经》：今年正值中美换届选举年重叠，这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关志雄：中国五年一周期，美国四年一周期，每20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高峰期将重叠。上一次重叠在1992年。那一年，中国GDP增长高达14.2％，但由于当时中国GDP总量还不及美国的10％， 因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两国高峰期重叠，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复苏的可能性相当大。
《财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并没有你这样乐观。他们认为世界经济仍将疲弱不堪。疲软的外部环境将持续影响中国出口。剔除价格因素，当前实际出口增速已经是零增长。你预计今年出口是否会出现负增长？
关志雄：海外因素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其作用往往被夸大了。表面上，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值很高，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中国对外贸易以加工为主，出口与进口之间的联动性较高，出口放慢的同时进口也随之放慢，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低作用有限。
与雷曼经济危机前后相比，危机时，中国出口(同比)一度下跌25％，而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减速幅度并不大，美国延长了财政刺激政策，欧洲央行也推出了LTRO向市场注资逾1万亿欧元。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上升了0.8％，这意味着美国一季度销售仍将持续拉动经济复苏。如果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话，2012年中国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重点不在海外，而在国内。
存准率再调两三次
《财经》：如果主要是国内因素，那么你对宏观操作有何建议？
关志雄：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非常关键。3月新增贷款1.01万亿元，弥补了1月新增贷款7381亿元，2月7107亿元的信贷投放的不足，使得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总额达到2.46万亿元。显示“两会”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放松不断加码，且效果有所显现。
中国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提升广义货币的增速。相较利率操作，我认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加有效。按照泰勒规则，通胀率每增加1％，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1.5％，但是，根据我的计算，中国仅提高了0.11％。虽然加息对市场心理预期会有所影响，但因为增幅很小，所以宏观经济效果微弱。实际上，在通胀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当局虽然小幅调高利率，但实际利率不但未上升反而下降。央行自去年12月开始已经两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我认为还有下调空间。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为20.5％，仍处历史较高水平。
《财经》：自4月16日起，中国央行加大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波动区间。这是否意味着汇率管制的放松？
关志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中间价的上下0.5％扩大至上下1％，加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减小，意味着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趋势可能基本结束，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双向波动增强将成定局。
我认为， 当局在决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乃至其上升速度时，更重视物价走势。具体来说，就是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加速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而当通货膨胀减缓时，就抑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速度。
比较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率，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在当局通过改变汇率来稳定物价的意图影响下，通货膨胀率越高，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速度也越快。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于2011年7月达到顶峰的6.5％后转为下降趋势，2012年3月降至3.6％。与此相对应，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率（同比，当月平均）也于2011年8月的5.9％见顶，2012年3月下降至4.1％。预计当前通货膨胀将继续下降，因此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速度也将进一步放慢。
中国现行的管理浮动汇率制终究只是过渡期的措施，最终还是会被自由浮动汇率所替代，建议中国吸取日本的教训，应该准备好向完全浮动汇率制过渡的路线图。
国内版“雁阵模式”、FTA和ODA
《财经》：扩大内需是支持今年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偏低，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你认为中国消费多次启而不动的原因是什么？
关志雄：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左右，比上世纪80年代的50％还低，而美国在雷曼危机以前是70％，中国只有美国的一半，显然中国消费不足，美国消费过剩。那么，如何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尽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至关重要，但我更想强调，收入分配不均才是最根本因素。
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收入越来越向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集中，这是整体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要改变此种局面，只有改变所得差距，“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双管齐下，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共同调节。
《财经》：根据日本的经验，如何调整收入分配？
关志雄：我认为中国目前有三个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城乡间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有利于扩大消费。一是国内版的“雁阵模式”，随着先发区域向后发区域的产业转移，资金、人力等纷纷从沿海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西高东低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现；第二是国内版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虽然阻碍人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尚待改善，物力和财力(资金)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已经日渐形成；第三是中国国内版的ODA（官方发展援助），即区域间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交付税制度的建立。
中国这三个趋势在过去几年已越来越明显。我最近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内陆出口增长率比沿海要高，而且高出很多。与此相对应，内陆的经济增长率也比沿海高；同时内陆的消费也有所提高。这个倾向对扩大内需——尤其消费来说是一个好趋势。
《财经》：中国政府采取的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等政策，对提振消费发挥了作用。但是，上述刺激消费的政策将在2012年底前陆续到期。后续政策正在酝酿，你怎么看？
关志雄：家电下乡等措施是一种结构性刺激政策，容易对经济造成扭曲，形成行业苦乐不均。政府无需参与具体行业的消费选择，而应增加居民收入，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自行选择。宏观问题要用宏观手段来解决，我认为减税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