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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雄心勃勃的监管变革方案正在变得前途未卜。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信贷危机风暴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被寄予厚望。这个大萧条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2010年7月成为法律后，人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打磨这把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的利器。
不过迄今为止，金融行业监管新规则的400条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成为最终版本。而延迟的努力和否定的声音正在汇聚成一股洪流：不只是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攻击这一法案——后者称会寻求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外国金融机构也对“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怨声载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马丁·格伦伯格（Martin Gruenberg）3月下旬公布的数字说，监管机构已收到超过1.7万份针对沃尔克规则的意见。
联合抵制也见诸行动。4月中旬，华尔街各银行联合抵制美联储关于限制它们面向个体公司和政府的信贷风险，并警告此举将削减来自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总共1.2万亿美元的信贷承诺，损害流动性。而同一借款人限额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中的部分内容，计划明年生效。
甚至4月5日奥巴马签署的《2012年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也被反对者抨击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以来美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次重要倒退。
监管变革的蓝图正在变得模糊。
专门为审计师、监管机构和金融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风险分析(IRA)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曾在美国国会就各类金融问题作证。他声若洪钟，尤其在点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时候。他的父亲理查德·维伦（Richard J. Whale）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幕僚，与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交好，但这并不妨碍克里斯·维伦跳出来说，沃尔克规则是个挺差的想法。
沃克尔谈起克里斯·维伦时，则称他是“一个刻薄的金融界评论家”。但显然，维伦的直言雄辩、不留情面为其在金融界奠定了名声。
近日，维伦在华盛顿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说，多德-弗兰克改革法案复杂、繁冗琐碎而自相矛盾，产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压力之下，美国银行业正在寻找出路：如何适应监管新规，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对经营模式带来的影响。
监管下的困兽
《财经》：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改革方案的通过快要满二年了，但原来搞得轰轰烈烈的改革法案，现在似乎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伦：多德-弗兰克改革法案在贯彻的过程中。围绕这部法案的争议相当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法案，繁冗琐碎而自相矛盾，产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
《財经》：前不久沃尔克规则草案出台，这个规则禁止银行的自营业务，但是您却说，沃尔克规则是个挺差的想法。
维伦：是的，沃尔克规则对银行自营交易的限制，影响了美国银行业的投资。
我刚雇到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沃尔克规则而被摩根大通裁掉的。他在摩根大通时有1亿美元的配额支配，进行投资业务。他也曾做空过一些他认为价格与价值不符的证券，但基本上是低风险、非常保守的操作。
而根据沃尔克规则，银行要割离其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业务。因此现在摩根大通每天的交易由频繁买入、卖出变成了买入并持有，这并非银行出于策略方面进行交易，这样做的后果是，直接把流动性从金融市场中拿走了。
和摩根大通一样，大型金融机构同时是二级市场的做市商，而银行没有了大量资本的注入，其在金融市场做市商的作用也受到损害，美国银行业的收入增幅也受到了影响。
《财经》：前一段时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表示，各监管机构可能无法在截止期之前完成沃尔克规则的制定，并导致这一旨在限制金融机构以自营资金进行投机性交易的，富有争议性的新要求，无法在2012年7月按期实施。对您来讲，这是在情理之中吗？
维伦：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主要的两家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制定沃尔克规则，我一直怀疑他们能赶在7月如期实施，他们也焦头烂额，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财经》：其实监管的初衷是希望银行业回归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当地位，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投资银行业务缩水，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维伦：投资银行业务缩小到底会走多远，要看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不过除了监管方面的挑战，它们还受到了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影响，低利率挤压了净息差，不但损害了小型金融机构，也侵蚀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而且不要忘记，监管措施已使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承受着相当的压力。
在经历了那样一个金融大错乱后，基本上低利率政策被选用作为基础疗法，这是极端时期的极端举措。低利率政策有很多负面影响。那些在经济不景气时储蓄的人，虽然做了正确的事，利益却因此而受损。
而美国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后，华尔街所要承受的压力则更引人关注：本身银行业务已乏善可陈；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多少IPO，这以前是华尔街收入的一大源泉；而如果看一下整个股票市场，股票供应也在萎缩，因为上市公司坐拥现金，他们更愿意回购股票。也许有投资者乐于此道，但是现在对于大型经纪交易商来讲，已没有那么多送上门来的买卖了。
《财经》：在前两次政策会议中,美联储表示至少在2014年底前，都将会维持极低利率水准。
维伦：事实上我认为如果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再持续一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两家大型经纪交易商就都有麻烦了。它们都是靠以钱生钱，通常来讲，套利交易业务占到它们利润来源的三分之一，而这不是什么冒险的举动。但是，如果投行业务和交易收入在其整体收入中占比相当大，那么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后果就很不乐观。
《财经》：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收入和净利润在下滑，这显然不是金融监管的初衷。
维伦：恰恰如此。其实没有人愿意谈及的一点是，大型银行的利润没有那么可观。它们是过度杠杆化了，如果以风险调整回报率来衡量，它们就没挣到什么钱。
比如花旗银行，它就没能产生足够的回报来弥补它们投资组合的高风险，它们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贷款方，比起社区银行来，风险至少高2倍。
摩根大通则像个巨大的衍生品基金，比起它们的场外衍生品来，银行更像一个后添上去的东西。所以这些银行在过去的十年主要在贷款抵押市场上赚得盆盈钵满。现在的贷款抵押市场只是其繁盛期的十分之一规模，产品种类锐减，也不能进行证券化交易。
我一般见到银行的人，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现在产生的新交易是否足以冲抵账面资产减记？因为如果他们的资产组合缩水了，那么银行规模也就缩水了。
回归传统的努力
《财经》：规模或专业化程度与股本回报率之间的互动是投资银行获取利润的一个参照。在金融危机前，对股本回报率贡献最大的当属杠杆，而非营业利润率或营收增长。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找到了新的利润模式吗？
维伦：考虑到监管新规则导致了更大的费用以及银行利润的缩减，现在华尔街无所例外都在削减成本。华尔街的好日子可能一去不回头了，银行对于成本的节省和员工工资涨幅的限制以及裁员可能只是开始。
这些传统的经纪交易商们在压力之下开始重新思考经营模式。这个经营模式不能进行泛化，比如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者的经营模式就互有差异，各有侧重。
《财经》：如果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最终的赢家是谁呢？
维伦：我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大型巨兽了，它们会分散解体，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没有在华尔街招摇的中小型银行。
《财经》：但是有人说银行业是一种大宗商品行业，市场份额大的银行切走利润蛋糕的大部分。莫非这种倾向已经有所改变？
维伦：我们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1930年之前的时代。那种老式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重新成为投资银行的模式，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大部分注册资本，这更有企业家精神。在业务上的关注点也转回到传统的银行业务，并避免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
我认为银行确实到了重新调整自己的时候了，不能那样过分投机。
《财经》：中国投资银行发展水平不高，一直希望能以国外投行为镜鉴。
维伦：中国的银行体系模式比较制度化，比较官僚。员工多，机构大，主要进行资金配置，不是真正地从事风险业务——他们把钱给出去，驱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放贷的银行可以促进创造工作机会，这是很凯恩斯主义的经营模式。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信贷危机风暴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被寄予厚望。这个大萧条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2010年7月成为法律后，人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打磨这把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的利器。
不过迄今为止，金融行业监管新规则的400条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成为最终版本。而延迟的努力和否定的声音正在汇聚成一股洪流：不只是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攻击这一法案——后者称会寻求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外国金融机构也对“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怨声载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马丁·格伦伯格（Martin Gruenberg）3月下旬公布的数字说，监管机构已收到超过1.7万份针对沃尔克规则的意见。
联合抵制也见诸行动。4月中旬，华尔街各银行联合抵制美联储关于限制它们面向个体公司和政府的信贷风险，并警告此举将削减来自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总共1.2万亿美元的信贷承诺，损害流动性。而同一借款人限额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中的部分内容，计划明年生效。
甚至4月5日奥巴马签署的《2012年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也被反对者抨击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以来美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次重要倒退。
监管变革的蓝图正在变得模糊。
专门为审计师、监管机构和金融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风险分析(IRA)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曾在美国国会就各类金融问题作证。他声若洪钟，尤其在点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时候。他的父亲理查德·维伦（Richard J. Whale）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幕僚，与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交好，但这并不妨碍克里斯·维伦跳出来说，沃尔克规则是个挺差的想法。
沃克尔谈起克里斯·维伦时，则称他是“一个刻薄的金融界评论家”。但显然，维伦的直言雄辩、不留情面为其在金融界奠定了名声。
近日，维伦在华盛顿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说，多德-弗兰克改革法案复杂、繁冗琐碎而自相矛盾，产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压力之下，美国银行业正在寻找出路：如何适应监管新规，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对经营模式带来的影响。
监管下的困兽
《财经》：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改革方案的通过快要满二年了，但原来搞得轰轰烈烈的改革法案，现在似乎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伦：多德-弗兰克改革法案在贯彻的过程中。围绕这部法案的争议相当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法案，繁冗琐碎而自相矛盾，产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
《財经》：前不久沃尔克规则草案出台，这个规则禁止银行的自营业务，但是您却说，沃尔克规则是个挺差的想法。
维伦：是的，沃尔克规则对银行自营交易的限制，影响了美国银行业的投资。
我刚雇到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沃尔克规则而被摩根大通裁掉的。他在摩根大通时有1亿美元的配额支配，进行投资业务。他也曾做空过一些他认为价格与价值不符的证券，但基本上是低风险、非常保守的操作。
而根据沃尔克规则，银行要割离其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业务。因此现在摩根大通每天的交易由频繁买入、卖出变成了买入并持有，这并非银行出于策略方面进行交易，这样做的后果是，直接把流动性从金融市场中拿走了。
和摩根大通一样，大型金融机构同时是二级市场的做市商，而银行没有了大量资本的注入，其在金融市场做市商的作用也受到损害，美国银行业的收入增幅也受到了影响。
《财经》：前一段时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表示，各监管机构可能无法在截止期之前完成沃尔克规则的制定，并导致这一旨在限制金融机构以自营资金进行投机性交易的，富有争议性的新要求，无法在2012年7月按期实施。对您来讲，这是在情理之中吗？
维伦：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主要的两家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制定沃尔克规则，我一直怀疑他们能赶在7月如期实施，他们也焦头烂额，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财经》：其实监管的初衷是希望银行业回归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当地位，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投资银行业务缩水，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维伦：投资银行业务缩小到底会走多远，要看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不过除了监管方面的挑战，它们还受到了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影响，低利率挤压了净息差，不但损害了小型金融机构，也侵蚀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而且不要忘记，监管措施已使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承受着相当的压力。
在经历了那样一个金融大错乱后，基本上低利率政策被选用作为基础疗法，这是极端时期的极端举措。低利率政策有很多负面影响。那些在经济不景气时储蓄的人，虽然做了正确的事，利益却因此而受损。
而美国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后，华尔街所要承受的压力则更引人关注：本身银行业务已乏善可陈；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多少IPO，这以前是华尔街收入的一大源泉；而如果看一下整个股票市场，股票供应也在萎缩，因为上市公司坐拥现金，他们更愿意回购股票。也许有投资者乐于此道，但是现在对于大型经纪交易商来讲，已没有那么多送上门来的买卖了。
《财经》：在前两次政策会议中,美联储表示至少在2014年底前，都将会维持极低利率水准。
维伦：事实上我认为如果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再持续一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两家大型经纪交易商就都有麻烦了。它们都是靠以钱生钱，通常来讲，套利交易业务占到它们利润来源的三分之一，而这不是什么冒险的举动。但是，如果投行业务和交易收入在其整体收入中占比相当大，那么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后果就很不乐观。
《财经》：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收入和净利润在下滑，这显然不是金融监管的初衷。
维伦：恰恰如此。其实没有人愿意谈及的一点是，大型银行的利润没有那么可观。它们是过度杠杆化了，如果以风险调整回报率来衡量，它们就没挣到什么钱。
比如花旗银行，它就没能产生足够的回报来弥补它们投资组合的高风险，它们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贷款方，比起社区银行来，风险至少高2倍。
摩根大通则像个巨大的衍生品基金，比起它们的场外衍生品来，银行更像一个后添上去的东西。所以这些银行在过去的十年主要在贷款抵押市场上赚得盆盈钵满。现在的贷款抵押市场只是其繁盛期的十分之一规模，产品种类锐减，也不能进行证券化交易。
我一般见到银行的人，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现在产生的新交易是否足以冲抵账面资产减记？因为如果他们的资产组合缩水了，那么银行规模也就缩水了。
回归传统的努力
《财经》：规模或专业化程度与股本回报率之间的互动是投资银行获取利润的一个参照。在金融危机前，对股本回报率贡献最大的当属杠杆，而非营业利润率或营收增长。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找到了新的利润模式吗？
维伦：考虑到监管新规则导致了更大的费用以及银行利润的缩减，现在华尔街无所例外都在削减成本。华尔街的好日子可能一去不回头了，银行对于成本的节省和员工工资涨幅的限制以及裁员可能只是开始。
这些传统的经纪交易商们在压力之下开始重新思考经营模式。这个经营模式不能进行泛化，比如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者的经营模式就互有差异，各有侧重。
《财经》：如果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最终的赢家是谁呢？
维伦：我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大型巨兽了，它们会分散解体，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没有在华尔街招摇的中小型银行。
《财经》：但是有人说银行业是一种大宗商品行业，市场份额大的银行切走利润蛋糕的大部分。莫非这种倾向已经有所改变？
维伦：我们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1930年之前的时代。那种老式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重新成为投资银行的模式，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大部分注册资本，这更有企业家精神。在业务上的关注点也转回到传统的银行业务，并避免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
我认为银行确实到了重新调整自己的时候了，不能那样过分投机。
《财经》：中国投资银行发展水平不高，一直希望能以国外投行为镜鉴。
维伦：中国的银行体系模式比较制度化，比较官僚。员工多，机构大，主要进行资金配置，不是真正地从事风险业务——他们把钱给出去，驱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放贷的银行可以促进创造工作机会，这是很凯恩斯主义的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