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和朝鲜的关系出现第一次大问题是1866年的所谓丙申洋扰。朝鲜对国内的天主教徒进行严酷镇压，法国对此实施了武力报复。当然，这次出兵与其说是基于法国政府的方针，不如看成是驻华临时代理公使伯洛内“未征询本国政府意见”的行动。
　　伯洛内也因此在远征失败后不久，辞任北京公使馆，远走斯德哥尔摩任职。因为法国当局没有继续做出任何动作，所以该事件并没有成为两国政府深入谈判的契机，似乎只是给天主教徒和法国留下了对朝鲜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
　　双方的冲突对清朝是有影响的。因为伯洛内开始实施武力时，清朝必须对其说明与朝鲜的关系。伯洛内在发给总理衙门的通告中表示：“据（总理衙门）言，虽高丽于中国纳贡，一切国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合约亦未载入。兹当本国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国原不相干涉也。”这里引用总理衙门的言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先例。
　　与法国事件不同，同年8月发生的舍曼将军号事件对后来的历史有深重影响。这艘商船在大同江失事后，遭到朝鲜的火攻，船员也被杀害。美国为此多次向朝鲜要求赔偿和谢罪，1871年驻华公使镂斐迪带领舰队去和朝鲜政府谈判。他在谈判破裂之后命令舰队占领了江华岛的一部分，但仍没达到目的，无功而返。这就是所谓的辛未洋扰。
　　通过这些谈判和交涉，美国当局加深了对朝鲜国际地位的怀疑。本来在下达出使朝鲜的任命时，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就命令镂斐迪“因为在清朝和朝鲜之间存在某些政治关系”，所以要提前争取北京政府的好感及调停。镂斐迪对此的回应是“其实效令人怀疑”。他在去朝鲜前，曾委托总理衙门代寄函件。可总理衙门一开始对此明确拒绝，不久又不太情愿地答应，但说明这属于例外的照顾。
　　等他到朝鲜才知道，情况和从清政府那里听说的完全不一样。朝鲜用“没有误解余地的语言”表明“本国对清朝完全地从属”，根本不愿和镂斐迪谈判，甚至使镂斐迪断定“他们明确地承认隶属于清朝的宗主权”。因此他认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能断定朝鲜的拒绝源于清朝的唆使，或者至少是清朝不希望朝鲜打开国门。
　　到北京后，他于11月2日直接和恭亲王及其他总理衙门首脑进行会谈并提出抗议，指出朝鲜国王咨文和总理衙门主张间的分歧，并一再要求清朝对朝鲜政府实施劝告，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他只能认为自己对清政府“想推卸责任”的推测得到了实证。
　　大多数同时代的西方人都和镂斐迪一样，认为清政府是在“放弃自己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这是当时的一个共识。当然有很多学者早就指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现在其中所谓的实情被定义为“属国自主”这样一个概念，其不合理也显而易见。那么，当时西方人的这些认识难道就完全是错误的、可以被忽视的吗？
　　接近真相的一种看法是：在朝鲜和法国、美国发生“纷争”时，总理衙门为了对西方人进行说明，勉强援用一直以来的惯例，在此时首次把本国与朝鲜的关系以成文的方式表述为“属国”“自主”，并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定例。
　　清朝的上述说法不过是“借口”。总理衙门在驳回镂斐迪抗议之后的奏折中有如下表述：“乃美国与朝鲜争执之事，朝鲜之不从，并非尽属理曲，中国岂能迫以名分、强其必行？窥其（朝鲜）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上文对朝鲜把“纷争”之火引向清朝之举表达了明确的不信任感。然而反方向也是如此。
　　清朝提出所谓“属国自主”的意图，在于让朝鲜自行处理自己导致的“纷争”；在朝鲜方面看，这只是清朝不让本国卷入“纷争”的一种“借口”而已，而且这就意味着推卸了“保护”的责任，朝鲜对此也感到不快。也就是说中朝双方互相找“借口”，推诿责任。这意味着：一方依据惯例说对方是“自主”的，另一方按照“大义”寻求“保护”，但其具体的关系中既不存在可以依据的“法理”，也没有双方共同承认的“实”和既定的解释。
　　在西方人看来，既然双方都称朝鲜为“属国”，清朝就是在“推卸责任”，把“属国”变得“有名无实”。其实这也不无道理。客观地说，镂斐迪谈判经过的历史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彻底暴露了当时中朝关系中“名”与“实”的分歧，以及“大义”和惯例都有可能成为“借口”这种不确定性。
　　《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日）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一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