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纵观整个战国史，不难发现，但凡肯改革的国家都必然强盛。李悝变法后的魏国、吴起改革后的楚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胡服骑射后的赵国自不用说，就是申不害的权术式改革，也令韩国一度“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当时各国均开展了变法运动，为何最后横扫四合的只是秦国？这跟改革是否持续深化或许有着莫大的关联。
　　秦国崛起的头号功臣商鞅指出，国家的礼制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这也正是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魏国的变法始于文侯而终于其子武侯，前后不过二三十年。楚国和赵国改革的时间则更短。吴起在楚实施变法前后不过十年。赵国改革亦不过12年。
　　反观秦国，其改革始于简公7年即公元前408年正式实施的“初租禾”制。随后献公继位，在其执政近20年时间里，他几乎从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埋头改革。献公死后，其子嬴渠梁继位，也就是秦孝公，孝公秉承了献公的雄心和处事方法，启用商鞅变法之后，终其一生也只是埋头于改革。从公元前408年算起，公元前338年商鞅被害，秦国的改革持续了70年之久。即使商鞅死了，其新法继续实施。
　　于秦国而言，这70年是一个由简公被动改革转向献公父子主动改革的70年，是一个不断变革的70年。在这70年里，秦国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最初的税收制度改革到后来的户籍、军事制度改革，再到经济、政治、法治乃至文化。正是得益于这70年的改革，秦国得以“民以殷富，国以富强”。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最容易遭到危机的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时。经70年改革的秦国，随后也重蹈了其他国家的覆辙。自孝公、商鞅去世后，秦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场空前严重、事关生死的危机，即赵武灵王的改革。梁任公说，如果赵武灵王不那么早死，一统天下的就不是秦国而是赵国了。这也说明，真正能永葆国家强盛的，只有因时而变、不断持续的改革。
　　那么，秦国最后凭什么逃过这一劫？
　　此时，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魏国已彻底没落，能对抗秦国的唯有赵国。但一场沙丘宫变，怀着吞秦大计的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武灵王死后其子赵惠文王虽不曾废除其父的改革，但不进则退。何况与秦相比，赵武灵王的改革，无论于持续时间，还是深度和广度，都不在同一个层次。
　　战争其实拼的就是经济体制，长平之战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长平之战，赵孝成王之所以要临阵换将，让冒进的赵括换下坚守不出的廉颇，原因无他，胡服骑射改革后的赵国与秦相比，经济仍然落后。最后，被围三年“无以食”。
　　此外，与秦相比，其政治体制更为落后。赵武灵王的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旧贵族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说服让其配合而发起。随着惠文王去世，赵国的政治制度迅速恶化。在赵孝成王时期，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均已逐步建立起了封建官僚体系，赵国却彻底地退回到奴隶社会的“公子执政”的政治体系里。长平之战，完全是孝成王和旧贵族平阳君赵豹等人决策的结果，蔺相如、廉颇等官员被彻底扫除权力核心。由此可见，赵国的自取灭亡正是其逆发展大势而行的结果。
　　作为当时唯一可挑战秦国的国家，在没有足够强大起来之前，赵国不是趁秦国改革停滞，正处不进则退的状态之机，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是在内耗中中止了它的崛起之路。正是如此，秦国才在前人的功烈下，侥幸得以一统天下。（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