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璞《游仙诗》有鲜明的述志写怀、咏叹抒情特色，借“游仙”寄托现实感受和理想追求，突破了游仙之趣，是抒情诗在晋代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空洞的玄言诗盛行的时潮下，以其情志抒写独放异彩。它是晋代难得的抒情咏怀诗，是晋诗中的珍品，在我国抒情咏怀诗的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游仙诗》第五：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此诗妙用比喻，形象地托物写志，抒发感叹。开始即表达了有志之士渴望施展才能的远大抱负，然而这样的追求在当时之世是难以实现的，豪门子弟即便是庸才，但凭借权势却青云直上；广大出身寒门的才德高尚之士却因无所依附，不得推举而默默无闻，终身沉沦。诗人在此怨愤地诉说了身遭黑暗世道排挤的不平之情，遣责了黑暗腐朽的仕进制度，深沉地感叹济世理想的失落和人生的失意，诗情充满愤激和哀伤。诗中的感叹和抒情由轻转重，由淡变浓，层层深入，真切动人，这实在是一首优秀的抒情咏怀诗。
　　二
　　郭璞《游仙诗》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上承屈骚而下启诗仙李白之作的重要环节。在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处于特殊的承传地位。
　　浪漫主义诗歌中描写超现实情境的手法一经屈原开创，便大大影响于后世。在曹氏父子、阮籍、嵇康、何劭、张华、张协及成公绥等人手里，对仙境鬼神的描写更显普遍，游仙的色彩更为浓厚，到了郭璞的《游仙诗》，“仙味”就更为突出，具备了自身的特色，实现了一个飞跃，使游仙诗作为浪漫主义诗歌之一，已独立为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进一步开拓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园地。它以清新俊逸的笔调直接写游仙，通过想象把现实和理想比状为仙境，描写神仙们的生活和情趣，具有扑朔迷离的超现实特色，这比楚辞中常通过祭祀表现鬼神的方式前进了一大步，它的游仙之写更集中而突出，显示了继承中的超越。如《游仙诗》第六：
　　杂县寓鲁门，风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飘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诗中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神仙欢乐图，在这超尘脱俗的迷人仙境里，仙人们自由适意，超然潇洒，悠然自得，愉情乐趣。这种境界只存在于理想梦幻之中，是诗人借助超现实的丰富想象虚构出来的，这反映了超凡的奇妙幻想和美好追求，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现实比况和超现实幻境在诗中交织，幻想由现实而起却超越了人世境况，实现了思想精神的升华，浪漫的情调淋漓毕现；在这样的精神和情感状态下，诗笔大胆夸张，想象神奇飘逸，描形画神、动作摹状活灵活现，气氛神妙，整个境界跃动洒脱，超凡不群……这些都体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技法和特征。《游仙诗》正是如此，以直接挥写超现实境界的特殊方式展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神采和魅力。可以说，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晋代以来，对《游仙诗》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成就的评价很多，赞誉颇高。《文心雕龙·才略篇》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这样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证明了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游仙诗》所处的重要地位。
　　屈原到李白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从奠基到鼎盛的历程，两位大师的诗作中都含有突出的游仙内容和色彩。而郭璞《游仙诗》则直接以游仙为题材，肆情挥写，且他恰好处在屈李二人之间，因而从游仙风格的角度可以说：《游仙诗》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从屈原到李白的一个重要过渡，处于特殊的中间环节，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屈原到郭璞到李白，的确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生成、发展、壮大到鼎盛的紧密连贯的历程。《游仙诗》现虽仅存十九首，且其中有九首是残篇，但它以游仙的特色上承屈原下导李白，极大地开拓和丰富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视野。可以说，《游仙诗》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由第一个高峰向顶峰进程中里程碑式的重要环节，在诗歌史上处于特殊的中介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在晋代的独特表现形式，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游仙诗》不仅在思想内容和精神情感上在晋诗中出类拔萃，在艺术手法和形式风格上也独树一帜。它显得“清新活泼，富有神采，形象鲜明，想象丰富，语言生动，情怀飘逸。读起来有趣味，思之有情韵，它完全摆脱了玄言诗抽象概念的桎梏”，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形式美，对后代诗歌艺术起着重大的影响，是我国诗歌艺术探索史上灿烂的一页。
　　《游仙诗》长于驰骋想象，极富有形象性。它的想象神奇而丰富，常把现实理想世界想象成仙境，把仙境想象成情形活现的人生社会。通过想象展示超现实的事物，在想象中描写、叙述和抒发。在想象的基础上，还运用多种艺术技巧：诗中有大胆惊人的夸张，如“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游仙诗》第九首），既奇特又富于形象感；有生动传神的比喻，如第十四首中把才高德美之人比喻成芬芳的兰花，把平庸的权贵比喻成丑陋的“蓬芭”，把青春流逝的生命比喻成秋天的树叶……这些比喻既贴切又富于特色，把抽象的复杂的事物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生动引人，更好地渲染了游仙的色彩，增强了诗歌神奇感人的魅力。
　　《游仙诗》在遣词造句上也别具特色，诗句注重词采，讲求押韵和对仗，用词准确而生动。如第六首中“高浪驾蓬莱”中“驾”字就用得极好，用了比拟手法，写出蓬莱洪浪接天的气势，十分贴切而传神。诗人还长于用典，使诗句更精练，给人以清新俊逸，奇美不凡之感，语言充满独特的个性，富有色彩和表现力。
　　郭璞《游仙诗》虽不如《诗经》丰饶繁实，也不似屈骚逶迤缠绵，没有唐诗的汪洋恣肆、滔滔无尽，但它却处在那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代，承送着诗史的脉搏，以其浪漫主义特色，抒情咏怀的追求；以其形象感和清新俊逸的语言构成独特的格调，优过时俗，呈现出自身的风采，有力地影响了诗的流变，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享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辉照着文学史的长河。